日军的海外墓地调查：雇佣当地人精心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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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海外墓地调查：雇佣当地人精心伺候

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扩张军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道路，1874～1945年间日本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的日本军人战死，埋骨他乡。在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的关岛，至今仍建有不少二战阵亡日本军人的墓地、慰灵塔和慰灵碑，而且一般都维护良好……

【亲，你怎么看？】

2013.01.28 / Vol.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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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日军墓地何以成友好象征       本文作者 陶短房         旅居加拿大，关注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2013年伊始，日本前首相、新任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访问缅甸，据悉他将在缅甸停留4天，并探访日军墓地，这将是日本高级官员战后在境外对二战日军墓地第一次公开、高调凭吊。


　　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都有德军墓地，太平洋上由美军控制的关岛、塞班岛有日军墓地，甚至中国也有日军墓地。尽管是侵略者，是敌人，已在战场上死去，保留一块埋骨之地原本无可厚非。

　　但大多数埋葬二战侵略国阵亡者的墓地，都显得低调、质朴，或只有简单的死者信息，或仅仅加上追思、悼念等纯属人之常情的寄托。尽管二战后，一些日本退伍军人和支持他们的企业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在亚太各国昔日战场上搜寻日本战死军人墓穴，树立各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纪念标识，但这些标识、文字在所在地往往受到当地人唾弃，如塞班岛、关岛的一些类似设施，就遭到“口香糖雨”之类的“礼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曾给这些被侵略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恨屋及乌，原也正常。

　　然而在缅甸，情况却似有很大不同：在最大城市仰光，有战后修建、规模浩大的敏加拉洞日军墓地；在缅甸各地，也有星罗棋布的日军墓地、纪念碑、纪念牌和慰灵塔，这些墓地不仅设施完善，气魄非凡，而且立有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纪念标识、文字，如在敏加拉洞墓地，醒目的“镇魂”石碑系旧日本驻缅第28军司令官樱井省三中将手书，密密麻麻的小碑上，“殉国勇士”、“大东亚战争阵殁英灵”等美化、粉饰侵略战争的字迹数不胜数。不仅如此，墓地里居然还有树立于昭和五十六（1981）年3月28日、由日本国政府建造的“缅甸平和纪念碑”，将建立日军墓地和纪念地的举措，称之为“日缅人民友好的象征”。

　　2013年伊始，日本前首相、新任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访问缅甸，据悉他将在缅甸停留4天，并探访日军墓地，这将是日本高级官员战后在境外对二战日军墓地第一次公开、高调凭吊。

　　此消息引起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二战老兵的愤怒，在缅甸也引发激烈争议，许多缅甸人士也对此表达不满。

　　问题在于，缅甸作为二战中亚太地区最激烈、残酷的抗日战场之一，何以会对日军墓地、尤其是日军墓地上的军国主义色彩如此宽容，竟至视若无睹？

　　这个原因得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从历史上讲，缅甸对日据时代情感复杂。

　　在日本占领缅甸之前，缅甸并非独立国家，而是英国殖民地，更有甚者，由于英国殖民者实行分而治之，缅甸本部曾长期作为“殖民地的下属行政单位”，归属英属印度，而克钦邦、钦邦为英国单独殖民地，掸邦、佤邦则为英国保护国。在这种情况下，四分五裂的缅甸在二战之初，很难产生针对日本入侵的民族独立意识，相反，他们中的有识之士更感切肤之痛的“外地入侵”、“殖民统治”，则来自英国。正因如此，当日本侵略者打着“大东亚圣战”、“帮助亚洲弱小民族从白人手中获得解放”的旗号进军东南亚、南亚时，起初便受到不少缅甸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后来大名鼎鼎的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昂山、奈温，在日本侵略之初都与之合作，成立“缅甸独立军”配合日军作战，昂山不仅成为日军由泰国入缅甸的向导，更在日后傀儡政权——巴莫“缅甸国”里出任国防部长，甚至还起了“面田文次”的日本名。

　　正是由于上述复杂的原因，尽管中、英盟军在缅甸浴血奋战，在最初的许多缅甸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场“别人的战争”：英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位，而中国人则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战争与缅甸人无关。

　　随着日军在缅甸占领期间霸权姿态毕露，尤其自英帕尔战役后局势急转直下，昂山、奈温等人开始意识到，日本并未真的守诺给他们以民族独立和自决，且自身败局已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3月，昂山等人才调转枪口，组织“反法西斯自由联盟”，配合盟军驱逐了日军。同样的一群民族主义者在二战后再次把要求独立、自决的矛头对准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并最终在1947年获得独立。

　　由此可见，日军的入侵发生在缅甸尚未独立、且未形成统一国家之际，缅甸本土的独立运动将英国殖民者视为敌人，将日本侵略者视为盟友，梦想借助“同种”的日本人，帮助自己摆脱“白人统治”，这种心态不仅缅甸有，二战之初的印度（有钱德拉.鲍斯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菲律宾（有何塞.帕西亚诺.劳威尔的“菲律宾共和国”），都有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抱持这样的糊涂观念。

　　尽管二战后期缅甸民族主义者开始转向、觉醒，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非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有多少深刻认识。由于日据时代十分短暂，在许多缅甸人看来，只要得不到真正的独立、自决，日本军、英国军，都是一样的“外人”。缅甸的独立和统一是战后逐渐形成的，且至今进程尚未完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强求他们对二战中的国际是非，有更深刻、更明确的认识。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南亚、东南亚许多前白人殖民地都不同程度存在，如印度的鲍斯死后一直被印度人视为“民族英雄”，而缅甸的劳威尔也在战后重返政坛，更在1951年以全国第一高票当选参议员。

　　其次，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对缅甸有“奇效”。

　　二战后日本苦心孤诣，在亚太推广经济外交，试图推行所谓“雁阵效应”，客观上给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在不少深受日本战争灾害的国家，这种经济上的帮助并不足以消弭宿怨。

　　然而缅甸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一方面如前所述，许多缅甸人习惯于将二战缅甸战局视作“日本人和英国人开战”，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多过对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军政府统治，缅甸战后经济困难，百业凋敝，大多数发达国家又对缅甸屡屡采取封锁、制裁、孤立手段，惟有日本是个例外，据报道，仅缅甸积欠的日本优惠贷款债务总额，麻生访问前就高达502亿日元，在这种情形下，缅甸朝野各方、各派，很容易滋生对日本的好感。

　　此次麻生的访问又送来“大礼包”，不仅豁免积欠债务的一半以上，还自1987年以后首次提供新贷款，缅甸当局寄予厚望、占地2400公顷，包括工业园区和深水港的蒂拉瓦开发区项目，将由日本三菱、住友和丸红组成的财团提供资金。在这种背景下，缅甸朝野很难拉下面子，拒绝麻生凭吊“一块墓地”的“小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