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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哈佛何以一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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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之类的大词汇。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是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看他
国，而不是以中国为参照看世界；所谓“全球视野”，是分析中国问题和讲中国故事时
，脑子里必须有全球背景。先有一个关于全球的框架，有一张全球地图，有一套立足全
球的知识体系，一种以全球为立足点看问题的角度。
我曾利用哈佛访学的间隙到世界银行访问。在世行的中国朋友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理
解全球视野很有帮助。世界银行为了增进员工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往往不让本国籍的
员工做该国的项目。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在做非洲项目、柬埔寨项目、拉美项目，
而很多美国人等则在做中国项目、印尼项目、越南项目等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
在做项目时先入为主，不去花功夫发现受援国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二是有利于国别之
间的经验教训借鉴。比如，中国人去做拉美或非洲项目，自然会想同样的项目在中国是
如何实施的，如何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入自己所承担的项目。
哈佛学生和研究者的全球视野是天然的，当然这里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她的地
位，国际上哪怕是最牛的学者、教授和政治家也以在这里露一脸为荣。以我在哈佛期间
常去听的两个系列讲座为例。一个是哈佛燕京中国问题讲座，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有如下
课程：美国著名中国法专家科恩的“美国的中国观受自由主义思想所蛊惑？”、哈佛大
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裴宜理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次新的大跃进？”、哈佛大学费
正清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中国的转型：习近平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的著
名学者拉迪的“毛以后的市场经济：中国私营经济的兴起”、著名历史学家米尔斯海默
的“为什么说中国不能和平崛起：对日本的意义”、著名中国政治学专家尼安友的“中
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
再看看肯尼迪学院的品牌系列讲座“J.F.肯尼迪论坛”，这一讲座每周三晚六点在肯尼
迪学院的Littauer楼举行，短短一学期共举办了25期。罗列一下主要的演讲题目：政治
与幽默；见证柏林墙的倒塌；中东的不稳定；一战会重演吗；香港问题的起源；美俄关
系危机；政治发展中的亨廷顿遗产；共和党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的其后变化与
金融危机；伊朗政策；政府政策与互联网企业发展。邀请演讲和访谈的嘉宾都是国际组
织官员，如联合国国际防务高级官员，美国著名政治家如拜登及白宫要员，前财长保尔
森，学者福山，各国政治家或学者等等。看看涉猎的主题和授课人，你就可以管窥哈佛
学生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培养国际视野，是在一种怎样的气场养成自己的定力的。
至于对人类的责任，还是以我呆过的肯尼迪学院为例。肯尼迪学院创办于大萧条之后的
1936年，学院的院训为“问问你能做什么”。这来自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
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旨在培养学生的公共
服务意识和能力。这很符合对照当下的反腐：政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你权力是要
你提供公共服务的，不是用来敛财的。
校训下面对应的几个词构成了肯尼迪学院学生的责任：一是“知识”，即用你的知识做
什么；二是“地方和全球”，即你能为地方和全球做什么；三是“城市”，即你能为城
市做什么；四是“展望”，即你能为未来做什么。为了培养学生履行责任的能力，肯尼
迪学院的课程分为：政策与制度分析；管理、领导力与决策科学；民主、政治与制度；
国际与全球事务；国际贸易与金融；非利润部门；卫生政策；犯罪与刑事法；人力资源
、劳动与教育；住房、城市发展与交通；政治经济与发展；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还
设立了15个中心：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贝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卡尔人权政策
中心；国际发展中心；公共领导力中心；政治所；萨拉法基金会伦理中心；索伦斯坦媒
体、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拉曼尼商业与政府中心；拉帕伯特大波士顿研究所；塔博曼
国家与地方政府中心；威那社会政策中心；住房研究联合中信；妇女与公共政策项目；
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复杂性观察实验室。
哈佛教授的名头是各院系学生最引以为傲的。走进每一个院系，墙上都挂着建院系以来
最“大牛”的教授。经济系的走廊两边摆满了一长串的大牌教授，如熊彼特、森、曼昆
、巴罗、费尔德斯坦……在肯尼迪学院，就有阿利森、博克、伯加斯、克劳福德、格莱
瑟、哥德史密斯、乔根森、奈、普特兰、萨默斯、扎克豪斯等。学生每天沿楼梯走上去
，就相当于每天跟这些“大牛”道早安，也激发起他们向前辈挑战的雄心。
通过与哈佛一些教授的交流与观察，我对这些教授何以一流得出几点感悟：
一是选定真问题。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问题，但不一定是真问题，也不是重大问题，是
过几年就不是问题的问题。这里的教授在选定研究问题时，是非常谨慎的，经过反复权
衡，绝不会为了钱去做。在这方面，傅高义堪称典范。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
长，日本大量产品输出美国市场时，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屑一顾。傅高义经过多年研究
的《日本第一》在美国出版，引起美国人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加大对日本为何成功的研
究和政策应对。同样，在美国人对中国近30年的奇迹傲慢地以老套范式看待时，傅高义
十年磨一剑，出版了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畅销书《邓小平》。这样的例子在哈佛比比皆是
。他们靠自己的远见、对真理的追寻、对事实的分析，改变了社会的偏见，矫正了政策
的调整，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二是不受干扰地、“神经质”地专注于一项研究。这些大牌教授一旦确认了自己所研究
的大问题，就心无旁骛地追踪下去。这一点差不多成了我所见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学术品
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只能到
香港去收集资料。当他在资料的故纸堆里迷惑不解时，就会跑到香港最高的大楼上遥望
大陆。再以傅高义为例，为了写作《邓小平》，他以70多岁高龄，每年到大陆多次，访
问与邓小平多有交集的差不多所有人士，到过邓小平所有工作、学习、生活过的地方。
我去拜访他时，他仍操着一口四川音，感觉他仍然还没有从研究邓小平的情景和情感中
解脱出来。
三是不轻易相信已经给出的结论。我在与这些教授交流时，这个感觉非常明显。有许多
问题，我们以为是有定论的，是基本事实的东西，但这些教授不会轻易相信。他们会穷
尽所有的文献，重新审视每一种说法，掌握充分的事实，经过客观严谨的分析，给出自
己的结论。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自己思维的过程。你不敢轻易说这个就是
事实，那个就是定论。在和你聊他们关心的问题时，他们会跟你从头往下刨，会关注你
讲的事实，但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结论。如果他觉得你的研究已经给出正确的结论，他
们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研究了。
四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刨根问底。与我们很多“大牌”学者善于给出大判断不同，这些“
大牌”教授更注重细节，善于从细节中形成独特看法。这里的一流教授在交谈中会对细
节痴迷，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旁枝末节、每一个细小现象。他们会不断地问，不断地跟你
讨论，有时候还会再回过来求证。
五是小题大作。尽管是“大牌”教授，他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从小处着手。在哈佛包
括在其他美国大学的学者，没有多少学者会在年纪轻轻时就问那些终极的大问题。这些
“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题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而立
于学术界。再比如我所在的肯尼迪学院Ash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他上个世纪70
年代作为第一批中英交流学者到中国学习，并因“开门办学”到扬州的一个人民公社锻
炼。到现在，他还每年至少七八次到中国的乡村调查，并于去年出版新书《中国村庄、
全球市场》，以东莞一个村子的变迁研究中国的全球化。他们善于通过对非常细小问题
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就经常被这样善意地提醒：“这个问
题很重要，但似乎面太宽了，能否聚焦一下。”好的研究一定是可实施的，可观测、度
量和检验的。
我们平常往往会提出很多大题，但是小做，而哈佛这些大牌往往是小题大做。我们经常
是十分武断地说“我判断，我觉得”，但这些“判断”和“觉得”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研究过吗？证伪过吗？
六是好作品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于笔耕的。我到哈佛不
久，80多岁高龄的帕金斯教授请我吃饭。我见他时第一句就是问他在忙什么。他告诉我
，刚刚完成《东亚经济发展》专著，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接下来还要将三本旧著
进行修订再版。之后见赛奇教授时，我也问他在忙什么，他也告诉我在写书，只是被太
多的行政事务打断，并叮嘱我在哈佛期间要利用难得的清净写作。去见裴宜理时，她也
纳闷中国学者为什么一出名就只说不写了。她非常严肃地说：“一定要写！”我现在也
越来越觉得写和说是不一样的！写是要落到纸上的，是有逻辑的，是需要严谨思考的。
不写是不会严谨的，不写你的思维会越来越僵化，不写会越来越变成主观主义者。
七是与年轻人的代际交流。在哈佛，我也跟一些教授讨论过为何招博士。他们说，更重
要的是学术交流。对教授来说，博士生的作用是开拓他的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性，博士生会就一个新的领域开拓，可以帮助老师更新知识。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肯尼迪学院的老师不大愿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访，但是非常愿意和学生交
流，原因就是学生能给老师充电。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者，必定善于跟比他小的年轻
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