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让江青胆战心惊的匿名信_评论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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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从张彪的交代说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北京军区空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逐级向下级传达林彪反党叛国罪行。在向所属师一级领导干部传达时，驻天津的空军高炮2师政委张彪主动找领导谈话，说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军任文化处处长时，受江腾蛟、吴法宪的指使，秘密地干过几件事，抄过文艺界赵丹等人的家，帮助吴法宪找过作家协会主席峻青（笔名，原名孙俊卿）等。当时江、吴要求要绝对保密，作为军人参与这些秘密活动实属反常。自己不知是功是过，现在如实向党组织交代，请组织定论。

北空首长一听事关重大，立即通知保卫部组织个专案组审查此事。当时笔者和另外几个同志被抽调来，在招待所安排房间，要张彪详细说清此事，并要其交代在天津与林立果一伙的来往情况。然后将所有交代材料抄报北京军区。

张彪交代的案情除了涉及吴法宪、江腾蛟、林立果等人外，还有江青。当时江青大红大紫、权势正炽，所以一时不好结论。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彪的问题才作出结论。1977年中央专案组清理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人员时，发现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峻青在押。问其为什么被关押，峻青说他也说不清。只知道当初是上海空4军的张彪找的他，吴法宪和他谈的话，第二天就被飞机弄到北京，关到这个监狱。从来没有人来提审。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在这个7平方米的单间里稀里糊涂地熬过了10个年头。在1977年春天某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到张彪专案组，要张彪写个帮吴法宪找峻青谈话的经过。当时是笔者接待的，中央专案组还和我们交流了案情。

1978年张彪问题结案，笔者离开了北空保卫部到别的部队。1980年笔者到上海出差，办完事后去登门拜访峻青老师，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笔者说明身份后，峻青非常热情地予以接待。当晚，他和老伴陪笔者一直聊到9点半。当笔者与他将所知、所闻摆到一起对接后，他把大腿一拍：“啊！是这么一回事！”

经过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很多事情被揭露。江青掩盖自己丑恶历史、迫害无辜人员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令江青揪心的几件事

一是1954年春，江青在杭州疗养时，突然收到一封由上海寄往杭州并转给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但没有署名。信中大意是：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等。这个写信人是谁呢？

二是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浪迹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事，比如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切交往。还有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尤其是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愤激之下，江青写信求助于30年代的好友郑君里帮助打探唐纳下落。

三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个部门都出现造反派，有一则透露出来的“小道消息”：50年代初，有人给党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匿名信，说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希望党组织认真审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当时，中组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派几位资深的处长秘密调查过江青的事。看来不光是30年代的相关人员是当事者，调查她的人也属于知情人。

有哪些人知道她30年代底细？是谁写的匿名信？她写给郑君里的求助寻找唐纳的信在哪里？参加她与唐纳婚礼的那帮文艺界元老，甚至那时帮助、照料过她的秦桂贞，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调查她的这些人……都是她心头大患！这是与她个人前途攸关的一群人。

她首先从郑君里下手。1966年6月，江青指派张春桥在上海找到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是1936年4月轰动一时的杭州六和塔3对新人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萍（江青30年代从影的艺名）的男傧相。“文革”之初，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头号“黑线人物”。张春桥在与其交谈中威胁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本来就十分惊恐的郑君里听后当即吓得发抖，满口答应。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

然而，这些东西交给江青看后，没有发现她所要的核心内容。

江青与叶群勾结害人

江青初出茅庐，手下无人。上海的张春桥那帮文人办事拖拉，缺乏力度，还得依靠在军队实力雄厚的林彪、叶群为自己办事。于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林彪、叶群热情相迎，两个女人拉着手舍不得放下，一阵寒暄亲热之后，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语：“我们要谈点女人间的事。”林彪讪讪地走开了。江青和叶群来到叶群的卧室，开始了一次密谈。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叶群作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已于建国前去世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江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立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又晋见了叶群。叶群告诉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混乱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照片，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到北京领受任务后内心非常喜悦，这是“首长”对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江青赏识重用的好机会。回到上海后，江立即找来其心腹、空4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共同策划落实这件事。

张彪，祖籍山东，自小随父亲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街巷里弄非常熟悉。年轻时参加新四军，受过伤，在空4军算得上是老资格的处长。因为是文化处处长，他对上海文艺界的人士都很熟悉。

江腾蛟与张彪把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单列出来，圈定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顾而已等5人，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明星，是江青（蓝苹）的同事，知道江青的底细，估计可能有江青历史上的东西。江腾蛟对张彪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光荣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点差错。张彪心领神会，受宠若惊，一再表示一定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请领导放心。他们当场商定，借当前红卫兵抄家的混乱局面去抄这5个人的家。办事要快，5个人一个晚上解决。

此事要想办得干净利落，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选一些可靠的人去办。江腾蛟想起他的那帮心腹亲信，那是他在空4军当政委时，1965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江腾蛟挑选了空4军的一群年轻处长陪同叶群工作，照顾叶群的生活。这次，江腾蛟从这些人中挑选了他最信得过的4个人，连张彪共5个人，分成5个行动小组，当面交代了任务。江腾蛟分派张彪具体策划、部署，并一再强调严格纪律，都要听张彪指挥。张彪比他们年纪大、资格老，自然也得到他们的尊重。张彪发挥了其对上海地方熟、和文艺界人士来往关系多的特长，很快摸清了5名对象的家庭住址。亲自带领各组长逐个到现场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时从那个方向进人，从那个方向撤出。撤出后要在市区转几圈，防止有人跟踪。交通工具全是从江湾机场调来的老式美国中卡，车小灵活，便于上下。他们把汽车牌照都用牛皮纸糊起来。带队的处长和参加行动的人都穿便衣，戴“红卫兵”袖章。张彪怕被人认出来，还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张彪挑选了空4军家属院里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学的，有上小学的，都是“红卫兵”。张彪给他们作了‘战斗动员’，说是有一份飞机设计图纸丢失，可能在几个“黑帮”家里，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命令，要去抄他们的家，把丢失的飞机图纸找回来。每个组带几个麻袋，凡是纸张、信件、书籍、报刊、照片一律往麻袋里装，不得拿人家的财物。要抓紧时间，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有人问就说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的；行动要保密，办完事后在市内转几圈，不让别人发现。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说这天干的事。今后不能向任何人说这件事。孩子们听后个个摩拳擦掌，感到任务光荣。

江腾蛟坐镇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动员完后，张彪让孩子们看电影、吃夜餐。9日凌晨1时许，臂挂“红卫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个人，趁着夜幕出发了。两个小时后，各个小组陆续回到招待所，每个小组都抄回来几麻袋。由张彪弄到一间屋里锁起来。

第二天，江腾蛟、张彪和几个心腹亲信在招待所关起门来进行挑拣，把抄来的30年代蓝苹的电影剧照、照片，以及与蓝苹有关的杂志、报纸、广告等挑出来，装了少半麻袋。江腾蛟和张彪乘坐吴法宪给他们派去的专机，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吴法宪亲自到空军招待所听取江腾蛟的汇报，夸奖江腾蛟、张彪此事办得好，有功。随后，吴法宪叫江腾蛟把这些东西暂存到空军机关保密室。

1967年1月初的一天，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住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又打电话给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

叶群、江青、谢富治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捅开了后院的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后院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炉火旁边来回踱步，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这些材料销毁并没有到此了结，远远没有达到江青的目标——因为写给郑君里的信没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谁写的匿名信说她历史有问题呢？对她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个“定时炸弹”！

把知情人关进监狱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写匿名信的人挖出来。于是，她想这一定是知道她底细的人。首先怀疑到30年代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还有谁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华东文委”几个字，这和峻青贴边。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东我军的随军记者。上海解放后峻青是文艺界镇反、肃反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从文艺界有问题的人那里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们，先关起来再说。此事也得靠吴法宪、江腾蛟这帮军队的人去办。

1968年某日，吴法宪到上海找张彪，问张知不知道有个叫峻青的人。张彪说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孙俊卿，是不是他？吴法宪说应该是他。吴法宪说去把这人找来，我要找他谈话，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张彪是个很精明的人，办这类的事情准能让领导满意，于是通过上海文艺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线，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当峻青下午下班回来，站在路边的身穿空军军服的张彪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空4军的文化处处长张彪，受一位领导的委托，请你去谈话。峻青问到哪里去？是什么人找我？张彪说路不远，你跟我走，见面就知道了。峻青见这位空军军官彬彬有礼，就跟随张彪到空军招待所见吴法宪。落座后，吴法宪问峻青，你认识我吧？峻青说你是吴法宪。吴法宪说我受人委托，找你问个事，你写信揭发过一个人的问题没有？峻青说没有。吴说你想想，过去写过揭发人的信没有。峻青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揭发信。吴说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没有事的。峻青说，我没有顾虑，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告发别人的信。吴说，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吗？峻青说不行，现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写交代材料，还要批判我。没有他们同意我不敢离开上海。吴法宪说那好吧，你不愿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给别人说。峻青脱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强行带到机场，有一架专机等在那里。一下带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边靠山的一个监狱（即秦城监狱）住下。到监狱后，峻青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回答，也再没有人来审理、会见。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峻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进了监狱。究竟为什么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地在里面关了10年。

同机送到北京的还有30年代蓝苹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江青30年代初来上海时，艺名叫“蓝苹”，很穷，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许的一间二楼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间，不过十来平方米。许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贞，和蓝苹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蓝苹那时只是个二流演员，演个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贞很善良，和蓝苹很说得来，经常照顾蓝苹的生活。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拖地板、打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3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省吃俭用艰苦度日。秦桂贞给东家做饭，有时见蓝苹饿着肚子回来，就用东家厨房里的食材，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贞见证了蓝苹与唐纳结婚。婚后才两个月后就争吵打架。秦桂贞住三楼亭子间，和蓝苹住房上下只隔一层楼板，常常半夜里下来给他们劝架调解。唐纳曾两次与蓝苹争吵自杀未遂。唐纳出走后，蓝苹又与一个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虽然销毁了，但知情者活着的人还有不少，有嘴巴的会说话，必须把他们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当初公安系统按照上级指示调查江青历史问题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狱中。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会死绝，江青自己却被押上了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