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一系列措施_评论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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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30日，美国军用飞机抵达东京近郊的厚木机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拿破仑皇帝一般”。美日关系的故事情节从这一刻起发生转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上演一出包含着温情、理解与敬意的交流剧目。美国精英对日本国民的柔顺感觉讶异，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宽宏大量则感恩戴德。此后，双方结成“美日同盟”。这是否皆大欢喜？由于美日同盟的性质已然超乎人们的一般理解，人们对其本质及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捉。这本《战后日本的美国软实力》（《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不过，它为我们洞察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这是一部讨论二战后美国如何实施对日文化政策的著作。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日美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基于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占领军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民间财团、日本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些互动均指向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促进美日文化交流。在作者历史学的解剖刀下，（美国与日本）政府-财团-大学三个组织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展现；标题中的“美国软实力”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一般而言，在硬实力的背景下，软实力要发挥作用，还需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学术界对对象国进行过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二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知识的运用。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其软实力。

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美国软实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与心理上形成了对美国永久性的半依存结构”。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这个限定性描述性命攸关。这个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美国对日政策成功的赞歌，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命运与生存状况敲响的警钟？思考如果驻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美日同盟”的本质认识。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这里所言的战后美日关系，对于世界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最近十数年来出现的“帝国”（注意不是“帝国主义”）观念，而非人们当下熟悉的“民族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新兴的观念当中，“帝国”这一人类对自身、对区域的统治秩序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常态，因而更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松田乃至为本书撰写绪言的美国日本史专家约翰·W. 道尔（参见中译本《拥抱战败》，胡博译，三联出版社，2008年）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正是美国的帝国课业，即规训日本的一部分。松田对美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史的重新考证，仅仅停留在这一教程的实施细节上。由于没有将帝国课业这一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视角表述清楚，他陷入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文化帝国主义”的辩驳当中，尽管这种做法与世人的心态与世界认识符合。

松田在本书前言中引用的一段话，表露了他的盲点。2002年2月10日，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文。在提到美国国民的观念时，弗里德曼指出：“如果国民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他人的阴谋，试图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们就免除了自己以及领导者对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而且也不会自我反省。迄今为止，凡持此看法的国家，没有一个兴旺繁荣起来。只有在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社会当中，人们才能究明事实的真相，才能通过政治过程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有健全判断力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国民来说，这段话只是常识。松田特意引用，源于他的“苦衷”：他认为自己正在处理一个战后美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可能会触及当事者的自尊心，因而事先要求大家保持理智的清明。其实，松田的主题自身在史学领域中可谓中规中矩。但如果引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说法，问题的性质就陡然改变：这个词意味着，制定美日关系政策的美国官员与学者自诩在道德、文化、知性上优越于日本人，因而所谓的“文化交流”，并非对等的交流，仅仅是从优势的美国一方源源流向日本而已。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

事实的真相若何？松田将焦点对准了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与日本的美国研究学界。在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看来，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改革，乃是日本的政治活动家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的结果。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后日本被规训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国家的过程中，当事者实际存在的观念与美国的世界认识具有怎样的关联？

真相倒不令美日两国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尴尬。在本书资料详实的叙述中，美国在对日政策中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大与善意，尽管有时强制要求日本的对外政策符合美国的战略，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个别当事者对日本抱有轻蔑的态度。洛克菲勒财团在这一过程中居功至伟。

为了防止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后来才被学者大肆讨论的标签，参与对日和谈的洛克菲勒三世在构想美日文化交流时，有意提出了“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说法；他期待这种交流将是相互主义的，是平等的。他说，“如果一方被过度强调，那么就要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对日本，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幸”。这句话不久就得到了表面上的验证。

1951年5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克阿瑟说出了一段有名的话：“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宗教、文化上处于四十五岁的发展阶段，那么德意志人是相当成熟的。然而，日本人尽管有着很长的历史，却还处于需要指导的阶段。从近代文明的基准来看，与美国的四十五岁相对，日本还是十二岁的少年。”这段话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此前麦克阿瑟在日本被视为国家重建的恩人，被视为英雄，备受敬重。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洛克菲勒三世立刻展开了灭火行动，反复强调美日要“相互尊敬”。

同年4月，洛克菲勒三世向当时的国务卿辅佐官约翰·F. 杜勒斯提交了长达八十余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书中具体列出了五种计划，包括在东京设立文化中心、分别为东京和京都的学生设立国际交流会馆、进行以国家指导者与学生为核心的人员交流活动、实施彻底的英语教育等。杜勒斯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密切，从1950年开始担任洛克菲勒财团理事长，两年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接到报告书后，他立刻以“机密”的方式将其呈交给了美国国务院。

洛克菲勒三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说法与构想越真挚，他就越以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将“文化帝国主义”的部分本质表达了出来——以对方同意的方式，帝国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借助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松田试图将美国的对日文化政策进行漂白处理。然而，从帝国秩序生成的角度来看，松田的担忧及工作并无意义。他低估了——如果不是说无视了——二战后美国政治家对政治、对一般人类事务可能达到的认识与成熟。

什么是美国的世界认识与政治成熟？这只能留给读者思考了。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将目光暂时转向日本这一主体。让日本学者多少汗颜的，或许是事关他们自身的部分。为了获得来自美国的研究资金——有人美其名曰“学术资源”——的支持，当事者显露出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算计、小气，以及争夺“资源”时的霸气；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矜持。日本一东一西久负盛名的两个学府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卷入了漩涡。

从1945年进驻开始，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知识分子发动起“精神攻势”。目的非常明确：用民主主义精神取代基于神权秩序的天皇统治与天皇制意识形态。其实，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处于“精神的真空状态”。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杜勒斯发现，“日本国民有着自由自在变来变去的特质”，觉察到他们可能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杜勒斯虽然不理解，此前还是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人，为何如此简单地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政策却异常坚定：强化日本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观念与立场。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幸，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对美国的正确理解”。这样，日本的美国研究就得到了双方的共同重视。随着冷战的升级，这一领域被视为加深对美理解、强化美日友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为此，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从事研究与交流活动。1950年4月，东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在东京联合举行美国研究研讨班，成为这种活动的典范。此后这一活动连续举行了七年，每年均招聘第一流的美国教授讲解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据统计，近六百名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参加了上述活动。

东京研讨班活动的成功，刺激了位于日本西部的美国研究学者。1952年，京都大学与同志社大学准备在京都举行类似的美国研究研讨班。在他们看来，争取到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的同等资助待遇，意味着他们的学问得到了承认。时任东京大学校长、战后民主派代表人物南原繁，对京都大学教授们的行为勃然大怒。美国当局不得不从中进行调停。

京都研讨班最终成功举行后，京都大学与其合作者同志社大学又发生龃龉，数年后走向决裂。美国当事者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是著名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冲突，名誉与利益夹杂在其中。

不过，这些学界纠纷仍是表面的。这种依赖美国的学术生产机制，正孕育着深层的负面结果——作为政治与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功能。日本在198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后，美日经济摩擦日甚一日，两国关系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为了寻找稳妥的事态解决办法，日本政要与国民将目光转向了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希望获得有深度的专门知识。尽管日本朝野上下内外强烈希望获得关于美国的正确信息与政策建议，大多数的美国研究学者却三缄其口。

据此松田认为，美国政府与财团的活动成功地培育出了“亲美派”。如同洛克菲勒财团注意到的一样，来自“美国政府温情主义的援助，可能侵蚀了人们刚毅不屈的精神，造成人们意志的脆弱”。这些解释都不错。但，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吗？是美国的“阴谋”吗？

其实，“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支持帝国统治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帝国本身。潜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机制，并不能因其意识形态自身的拙劣而遭到无视乃至抛弃。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稍微拉长我们的历史视野，可以说，战后美日关系正是帝国课业的一次实践。今日人们熟识的一些理念，诸如民主主义、现代化、人权、安全、自由、秩序等，为这一课业提供了普遍性的理念支持。当然，也正是通过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述具有人类普遍的一些观念，才逐步成为现实。

因此，不是强者的“阴谋”，而是当事者的“共谋”，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帝国课业的编制与实施，导致了战后美日关系的形成。在这项复杂而广泛的工程中，没有局外人，更没有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连绵不绝的“阴谋”；迫害妄想与受害妄想都是浮云。战后美国的“宽宏大量”自有其品格；但这种品格只有在更高一层的人类普遍的意义上，人们才能谈论其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