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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制造了每年6000万留守儿童大军,如今人们发现还有3000万流动儿童也是大问题。流动儿童多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好的生存环境。而事实上,他们不但在城市面临着物质的相对匮乏,也可能面临严重的心理问题。许多流动儿童偏居城市一隅,或因缺少关爱,或因家庭暴力等负面因素影响,他们的心仍然在社会“夹缝”中生存。
无处可栖:“地铁小王子”的心灵“沙漠”
北京昏黄的地铁通道灯光下,来往的人群中,很难发现路边有一对摆摊的母子。简陋的摊位上摆放着发卡、鞋垫和一张写着“地铁小王子龙龙欢迎您光临我的小店”的纸牌子。3岁的龙龙就在地铁出站口玩耍,站在一旁的龙龙妈妈房小丽(化名)在一边招呼生意。
老家四川的长辈因病无法照顾龙龙,房小丽从龙龙满月起,就一直将孩子带在身边。龙龙从此成为流动儿童。因为没有“允许带着孩子上班”的工作,房小丽坦言,摆地摊实属无奈,而更大的困难是即将3岁的龙龙要上幼儿园,而她并不知道需要什么手续,到哪里去给孩子找幼儿园。
记者采访发现,正值好动年纪的龙龙经常就突然“没了影儿”,房小丽要经常放下生意,跑去“追”回钻进人群的龙龙。 和很多摆摊者不同,房小丽做这份工作,不单单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躲避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熟悉龙龙的赵女士由于经常帮助房小丽母子,发现母子俩身上总有伤痕,询问才知道,房小丽母子还是家暴的受害者。
“暗流”涌动,流动儿童更易出现心理问题
流动儿童在我国数量庞大,龙龙的情况绝非个例。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0至17岁儿童人口为2.7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1%。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
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他们将失去老家的家庭和社会体系的支持,在流入地城市面临多重实际困难,而心理方面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
来自陕西的刘义超称自己是流动儿童中的“长大一代”。“我家在农村,在城市读书的时候,跟同学之间的差距会让我很不自信。”刘义超说,“我的母亲有抑郁症,所以我从小就因此自卑,父母在精神上也不能给我更多,这种‘落差感’伴随我很多年,直到我大学时期才逐渐消失。”
一些曾经参与关爱流动儿童的志愿者告诉记者,长期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来往,父母忙于生计、疏于关心,经常使得流动儿童面临心理挑战。长此以往,流动儿童显现出暴力、孤僻倾向的情况十分常见。
雷贵成曾是来自秦岭山区的一名乡村教师,长期和流动儿童打交道的经历,让他对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有着更真切的感受。他说:“进城务工造成的大量单亲家庭等对一些孩子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放纵、消极,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问题少年的出现也并非个例。”
多方努力:流动儿童心理状况亟待“纠正”
受访专家认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应从家庭、法律保障、社会关爱等多方面入手,帮助流动儿童健康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主任高玉荣认为,家庭关爱不能缺位。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平时工作辛劳,容易发脾气甚至实施家暴,对孩子的身心构成伤害。家长应树立法律意识,同时注重与孩子的沟通,从穿衣、讲话等小细节入手帮助孩子更好地融入城市环境。
2015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实施。高玉荣认为,意见的出台是重大进步,不过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如果受到虐待需要转移监护权,往往需要回到原籍处理,操作起来仍需要费尽周折。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主任张世峰公开表示,希望引导社会公众转变“未成年人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打骂未成年人是家务事、政府和外界不得干涉”等传统的、不良的亲权观念和家庭监护观念,推动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和公安机关等行政部门积极介入监护侵害事件,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音画梦想”流动儿童艺术教育高级项目官员王星辰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可能不了解应从哪些方面关注孩子,希望家长除了关注学习成绩,也重视孩子心理健康、是否快乐等更多方面。同时,社会力量也要关注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新华社记者孙琪、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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