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在2003年写的《伊拉克战争后中美战略合作的历史机遇》一文节选）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所有主要科技领域比日本领先１５年以上，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美国的人均ＧＤＰ比日本高出３０％多。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市场，中国向美国每年出口７００多亿美元的商品。中美贸易更是是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２００２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４５０亿美元，如果根据美国的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更高达８００多亿美元。而中国与日本、韩国、德国的贸易都有相当大的逆差，也就是说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所需外汇主要来自对美的贸易。截止到２００２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了三万七千多个项目，实际投入金额为４００亿美元，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这些事实表明，中美关系是目前对中国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需要美国这个市场，也需要从美国引进技术和资金，而美国也不可能忽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中美之间的合作有着广泛的前景，

然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逻辑而且违反国际关系原则的立场给中美关系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的所谓台湾关系法完全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它的存在使中美之间很难建立真正互信的合作关系。冷战取得全胜之后，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四顾寻找新的对手，迅速发展的中国首当其冲。在美国，遏制中国的叫嚣时有所闻；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中国人记忆尤新。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征服弱小为发展之道，有着５０００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当然不会有任何的示弱。文明冲突的可能更激发了百年含辱的中国人民昂扬的斗志。东西文明之间的矛盾似乎就要走上难以调和的不归之路。

从长远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东西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东西文明之间除了冲突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吗？东西文明之间一定就是你死我活吗？

从历史上看，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中美之间的仇恨是最少的，不仅如此，中美之间也有着最为广泛合作的历史。如果说所谓中日友好完全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噩梦，中美就曾经是真诚的战友。１９４１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美国空军人员志愿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这就是陈纳德的飞虎队。飞虎队击毁日机２６００架，美国飞行员牺牲５００余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和对日本的制裁使日本作出了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定。电影珍珠港就讲述了杜利特的轰炸机群轰炸日本后迫降到中国得到中国军民的保护的故事。在抗战中，中美作为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中国军队与日寇血战，美国的坦克履带象绞肉机把日军成批处理，火焰喷射器烧得倭寇鬼哭狼嚎，轰炸机燃烧弹炸得倭寇无处可逃，原子弹更让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灰飞烟灭。在战后，美军的军舰帮助中国勘定了南海的疆域。在冷战时期，中国面临着苏联核武和百万大军的真实威胁，毛泽东和尼克松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中美之间又一次携手合作，对付共同的对手，导致了后来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和随后的崩溃。

历史证明，中美这样两个没有血仇的国家即使有矛盾冲突，也完全是可以调和的。能否实现这种调和，完全在于两国人民和决策者的意愿。中美之间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合作夥伴，完全在与双方的选择。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攻策略，就是从道德上树立对中国社会的优越性，从民主、人权等角度不断贬低中国。这种策略类似于当年里根用邪恶帝国的称号对付苏联，利用１９７５年赫尔辛基条约的人权条款，激发其内部的变化，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转变。如果中国没有能抵挡住这种进攻，就会从内部瓦解。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的这一策略已经宣告失败。这是因为中国非常合理地坚持在人权问题上对话合作而不是简单排斥的态度，并且合理地要求把人权问题与贸易独立开来，这就使中国得以同时舒解内外的压力，化解美国的道德攻势于无形。比如在孙志刚事件之后，广东省迅速取消了侵犯公民人生自由的收容遣送制度。在中美的交往中，中国最反感的就是美国在人权等方面的指责，美英所谓人权大于主权的说法令人疑虑重重。但是最近几年的发展，鉴于攻势失效，显然使美国放弃了对中国人权上的进攻和其它道德方面的叫战，其矛头转向其它小国。中美的经贸文化交流已经基本不再受单纯意识形态与道德观念差异的干扰，走上较为健康的轨道。

９１１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的今天，美国在道德上面临巨大的世界舆论压力，美国那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美国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再一次被证明不过是种族奴役的幌子（见作者西方民主与种族奴役一文），这一点，世界人民都看在眼里，只是畏于美国强大实力不敢公开反对。９１１后美国安全感的丧失将迫使它继续采取寻求绝对安全的一切可能手段，以西方的逻辑思维，美国的行动将是一步一步割除他们认为可能的恐怖势力毒瘤，这是美国未来１０多年内一个长期的任务，阿富汗、伊拉克的征服不过是这个使命的第一步，未来的美国将继续把大量的军事力量投入反恐、防ＷＭＤ的行动之中。对于那些正在研发ＷＭＤ的国家，美国将断然征服，对于已经有ＷＭＤ的国家如北朝鲜，美国将采取和解、软化的方式。

美国的这些寻求安全的战略目标都试图寻求其他大国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伊拉克战争前夕，欧洲出于对１９７０年代石油危机的后怕对美国进行了激烈反对，战争之后关于ＷＭＤ的证据问题又使美国在世界上处于相当孤立的道德困境。但是这些反对其实都对美国没有实质的影响。在冷战中，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如朝鲜、越南、苏伊士运河，都以失败告终；但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都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伊拉克战争再次证明，在苏联的制衡消失后，美国完全可以抛开联合国单独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对弱小国家进行军事打击，以达到其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目标。其他国家反对与支持都不会改变美国的根据自身利益做出的单方面决定。以伊拉克为例，世界上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象美国一样在波斯湾投掷数十万海陆空打击力量，也没有国家敢冒险援助伊拉克。波斯湾在上次伊拉克战争就已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这次战争从战略上说是在美国最强的地方再补强，因此实质上是一种力量的浪费。但是这种浪费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成为美国的一种绝对需要。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必须审时度势，做出最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决策。

美英在文化上的扩张主义使中国人感到中国文明的危机，但是如果双方理智的分析，东西方文明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具有互补性。

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中西语言存在根本的区别，不可能互相取代。中国文明不可能取代西方文明。美国人英国人不可能都说汉语、读毛泽东诗词、吃馒头米饭、开春节联欢晚会；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明，中国人不可能全都说英语、读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过圣诞节。相反，两种文明完全可以并存、互补、良性竞争。任何文明如果没有进化的压力，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总有衰落的时候。西方文明一直生存在文明竞争的环境中，一直保持了相当的活力。中国文明在数千年中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没有与其他先进文明广泛接触，这导致了中国文明的长期停滞，甚至两次被落后民族进行大规模屠杀之后征服。现代中国也只有在吸收运用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才取得推翻三座大山的胜利。未来的中国文明需要在竞争中不断革新，而西方文明就是我们长期竞争的对手。

对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的其他支派，包括斯拉夫和伊斯兰。在二战后，美国、英国与苏联的互相恐惧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把英语国家与苏联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对立说得非常明白，这使美苏两大集团进行了５０年的冷战。这场冷战是西方两大文化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较量。一旦苏联取胜，则西方将被苏联集权统治的旗子插遍，西方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传统将消失。从冷战的历史可以看出，西方对于俄国的戒心是极其深刻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疑惧。从西方其他分支的角度，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英语文明。现在，欧洲人基本上都会说英语，因为本来语系相近，学起来没有困难。很多中国人在欧洲生活根本不需要学当地语言，英语足矣。因此西方有语言统一的趋势，也就是文明统一的趋势。

类似的，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文化威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日本。日本占领琉球一百多年，就把说汉语的琉球人全部强制改成了说日语；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各５０年，也是大规模推行日语教育，朝鲜、台湾有相当的人口使用日语。李登辉以下众多的台独份子很多能说地道的日语甚至能用日语著书立说。可以想见，如果日本继续统治台湾５０年或更长，经过５、６代人，则台湾的所谓皇民化将完全完成，中国文明在台湾将不复存在。在抗战期间，日本在江浙、东北等沦陷区把日语定为学校必修的国语课，课本中充满奴化教育内容，学生必须喊大日本万岁之类口号，甚至得改用日文名字。相比之下，英国对香港这么小的地方统治一百年也不能改变香港人的中华文化传统和爱国心，语言的障碍是难以逾越的。今天，对中国文化造成威胁的也不是泰坦尼克号之类西方爱情故事，而是日本的庸俗甚至暴力的儿童影视。

比较美苏、中日之间的传统敌意，中美之间的心理疑惧要小得多。1887年美国总统ULYSSES GRANT来华访问时就预言中国将成为强国；美国总统HUBERT HOOVER夫妇就在中国工作过，后来他们在白宫有时还说汉语；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对中国相当友好，认为要使有巨大能量和潜力的中国人民为世界发挥作用，在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力主中国进入世界五强。

在抗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官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相当好的关系；在国共内战开始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于１９４６年底撤走了驻扎在中国的十一万海军陆战队。１９４９年，美国拒绝了国民党李宗仁政府的请求，拒绝发表反对解放军渡江的申明；解放军渡江后，美国又拒绝让美国大使跟着国民党迁到广州，而是留下准备跟中共接触。１９５０年１月，美国政府明确宣布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防御范围不包括台湾和朝鲜。直到１９５０年６月，在中国宣布征用美国房产之后４个月，美国才从大陆撤走外交官员，在台湾设立大使馆，在此之前美国根本与台湾失去了外交关系。如果不是冷战开始、麦卡锡主义横行，中共与美国在１９４９年后是可能正常交往的。早在１９５０年，美国国务卿阿奇森（ACHESON）就正确地判断出中苏日后必然破裂，因此没必要把中国当成死敌。蒋介石每年投入两千万美元，在美国扶植了一大批支持国民党的政客和社会力量，包括美国国会的头面人物。但是美国政府的这种中国非死敌的判断使它抵制了美国国内，特别是蒋介石的代言人拼命要求援蒋反共的要求，而没有走上与中国全面、长期对抗的道路。

１９６７年，尼克松这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在当选总统的前两年就发表文章要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甚至发话说他死之前最想做的事就是去中国，尼克松还认为中国的经济在数十年内必将超过美国，中美必须合作。１９５２年，尼克松比麦卡锡还反共，他曾大骂毛泽东。尼克松后来说，他握到毛泽东的手时感觉那是圣人的手。１９７２年后，中美在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之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合作。从历史和现实看美国并不绝对排斥中国，这一点如果比较美国对苏联的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态度就非常明显。

中国肯定不会去武力威胁美国，中国从来没有武力威胁过任何国家，历史上我们的军事行动都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积极防御，汉灭匈奴、唐征突厥就是如此。毛泽东等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也没有把美国当成死敌。１９５０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的共同防卫只是针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没有针对台湾与美国的内容。这是有道理的，如果美国有控制、占领中国的野心，那它应该在１９４６年或者渡江战役开始之前接手蒋政权，而不是等到国民党完全失败之后。毛泽东就非常正确地做出这个战略判断，才能抓住机遇，摆脱了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困境，建立了中美的战略合作。

中美文明互不构成取代性的威胁，中美之间也不应该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就是中美双方应该有的战略判断。从中美交往的历史看，美国的所谓台湾关系法完全是历史遗留的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错误。美国本来已经从战略上抛弃台湾，其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湾对美国国会的政治影响。

在两个条件下，美国有可能大规模武装台湾，以达到长期分裂、削弱中国的目标。一是在美国把中国当成最大的、长期的敌人之一；二是中国没有对应的筹码和实力。在这两个条件下，美国不仅会大规模武装台湾，也会武装日本，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

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３年以来的历史来看，美国并没有走全面武装台湾一步棋，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也没有同意蒋介石出兵朝鲜的请求，同时美国也阻止了蒋反共大陆的计划，更没有象宋美龄不断要求的那样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些事实都表明美国并没有把中国、中国人民当成死敌。从最近美国发布的一系列报告来看，美国认为中国在２５年内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这也确实是一个客观的评判，以中国目前的军力投掷能力，要建立美国目前那样的全球性的军事力量需要相当长时间，至少二、三十年，何况美国的军事技术能力还在不断增长之中。而美国军力再强也没有能力在中国周围进行一场大的威胁中国的战争，这一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清楚地证明了。美国的两次失败都是败于中国手下，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怕美国。今天中国更为强大，这个结论也更不会变化。美国在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其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参见“从罗马帝国看美国的扩展极限”一文）。美国目前正在感受到这种极限的不可逾越的客观存在。

美国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执意选择一条非理性的路线，以中国强大的并且正在迅速上升的军事、经济实力，其结果必然是中美之间双输的局面，谁也不可能从中得利。１９５０年代，美第七舰队就做过实验，发现小木船很难击中击沉，如果解放军万船齐发杀向台湾，防守一方根本没有足够的炮弹。５０年后，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常规力量方面，中国可以从空中、水面、水下、岸上同时发射５００枚Ｃ８０２或以上超音速反舰导弹，就是航母战斗群防护力再强，也逃不过这种近距饱和攻击。在战略力量方面，解放军高级将领早在１９９６年就暗示美国对台湾的干涉将招致中国对其本土的战略打击。美国是理性的，其国家决策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在中国强硬的战略姿态下，绝对不会象日本一样铤而走险。这一点，我在美国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有论述。在中美双方都有更远大目标的时候，这种双输的冲突无疑是极为愚蠢的。

美英的长期目标是完成对西方文明的在英语文明下的整合（CONSOLIDFATION），其短期目标是排除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使中东能源产生的财富不被恐怖主义利用。对中国而言，最大的目标是解决南海、台湾的领土问题，争取２０年的和平大环境。美国致力解决恐怖主义、无暇东顾是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共识，两国完全能够象尼克松访华一样再进行一次战略合作。

这个合作就是中国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和反ＷＭＤ的立场，在联合国推动中东维和。而美国放弃台湾关系法，或通过一个新的联合公报限时在短期内（如六个月）结束对台湾的武器输出。

这种合作将对中东和平和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起到很大的促进。有美国的误导，台湾很可能对统一做非理性的负隅顽抗，中国政府必须出动空军进行轰炸，出动空降军在台北空降，甚至得抢滩登陆，造成中国（包括台湾）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一旦美国放弃台湾关系法，中国政府只需要歼灭台湾海军即可完成以武逼统。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和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要中国坐在常任理事位子上干什么呢？中国完全可以考虑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既可以保证人类共有的中东石油资源能公平分配，又可以保护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之不受美军侵犯，又可以改善中美关系，达到双赢乃至三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在ＷＭＤ问题上，大国之间有一定的规则，最怕的就是不负责任的小国掌握与之国力不相称的武器，就象大人怕小孩手里拿着上膛的枪到处威胁别人一样。ＷＭＤ的扩散是任何有远见的大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越南、台湾、新加坡、日本、蒙古都有核武是什么情况就知道了。因此，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与在ＷＭＤ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对发展ＷＭＤ的国家进行劝导、说服。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应该对北朝鲜做出常规的安全承诺和保障。

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时期。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对抗心理相当严重，在这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人对法国、俄国等的敌意就明显增强，而对中国的态度就相对温和一些。这两场战争都从根本上与中国利益没有现实关系，根本不在中国目前的战略考虑和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完全可以摆出高姿态，我们对伊拉克如何反应都是无关中国人民痛痒的事。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把握现在的时机，与美国建立一种战略上的相互理解，使两国关系能排除台湾问题的困扰，走上长期、稳定、健康的轨道，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复兴大业。为此，中国完全可以积极与美国商讨，努力达成中美新的战略合作。如果美国愿意合作，将是中美外交上又一个大的突破和杰作。

尼克松访华在美国遭到了保守势力，包括美国军方和国会的激烈反对，台湾关系法就是这种反对的产物；毛泽东邀请尼克松也遇到了相当的阻力。当年，周恩来给尼克松讲了一个故事，１９６９年３月中（中苏珍宝岛争端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几次打电话找中国领导人，结果接线员都说你是修正主义然后把电话挂断。今天，中美已经有着如此广泛的文化、经济交往，中美要抓住机遇进行战略合作的困难相比１９７１年是非常微小的。中美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两个伟大的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完全可以建立健康合作的战略关系，共同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

２００３／０７／２３

参考文献：

１） 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林利民著／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 The Cold War: a History/Martin Walker – 1st American e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94

３） The Korean War FAQ/Yue Dongxiao/1998

４） 美国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最高阶段/岳东晓／２００１／FHY0108D

５） 从罗马帝国看美国扩张的极限／岳东晓／２００３／FHYXG0301

６） 枪杆子里面出正义／岳东晓／２００３／FHYXG0303B

７） 楚国的灭亡与现阶段世界局势／岳东晓／２００３／FHYXG0304A

８） 西方民主与种族奴役／岳东晓／１９９８／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