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抗战时国军武器不亚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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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中国武器比日本差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徐焰

“千里刀光影，
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
        花香之地无和平……”

    20年前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这首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名曲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老舍先生所写的这篇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一方面宏扬了民族的正气，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本民族需要克服的病弱，给人们以更深层次的反思。

在抗战期间，中国军事力量总体上弱于日本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当年腐败的当权者恰恰抓住这一点，以武器落后为自己的不抵抗和无能来辩解，一些唯武器论者也用此来掩饰旧中国的社会病弱。如今的人们要全面地认识抗战史，正确地看待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不对战争期间中日的武器对比做一番比较客观的分析对比。

  中方的轻武器数量质量均优于日本

   看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录片的人都会有印象，欧洲战场上的图景主要是陆海空机械化装备的交锋，亚洲战场特别是中国战场的画面却多是步机枪、徒步冲锋、戴斗笠穿草鞋的士兵……当时欧美国家交战，主要以飞机、战舰、坦克和重炮杀伤对手（如苏德战场上伤亡中枪伤仅占三分之一，美军杀伤敌军近九成靠空炮火力）。中国战场上交战双方的机械化程度都不高，前期中国的机械化部队只有靠苏援装甲车辆建立的第5军（基干又是第200师），日军对华作战时投入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只有第5师团和第3战车师团。在中日两军的作战伤亡中，枪伤都占一半以上，可见轻武器在战场上仍唱主角。
   从轻武器的主体枪械看，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始终占优势。从1937年至1945年，日军对华作战兵力保持在50万至105万之间，其中半数装备枪支（多数炮兵和勤务人员不配枪）。国民党军一线兵力则保持在200万至300万，也有半数配备枪支，此外民间武装也有大量枪支（近代中国进口的毛瑟手枪即驳壳枪即近百万支，多为富户购买）。只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无外援，枪支数量一面少于当面日军和伪军，弹药更是奇缺。八年抗战中，敌后解放区全靠战场缴获和搜集民枪发展力量，至1945年夏八路军总数虽超过90万，却只有37万支枪，平均每支枪又不足20发子弹，仍只能以游击战为主。 
   从当时中国主要装备的枪械质量看，要稍优于侵华日军。抗战前中国军队派系杂乱，不过从清末起军界大都看中德式7.9毫米口径枪械，最早大批量装备的步枪便是毛瑟枪的改进型——“汉阳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据德国顾问建议，以德式Kar98毛瑟步枪为标准统一全军，除外购外并在国内仿造为“中正式”。此种枪在二战中也一直是德军主要装备，性能优于日军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大都知道，七九枪的伤口进去的眼小，出来能带出一块肉；6.5毫米的“三八大盖”不仅口径小，且因弹道设计缺陷造成“进去多大眼，出来多大眼”。当时人们戏称：“用三八枪打中鬼子，过几天鬼子又回来了”；“三八枪打中抗日战士，养几天伤继续抗日”。日军也深感三八枪威力小，1939年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步枪，性能与德国98式相当，却因生产能力所限仅有少量装备。
   在机枪方面，抗战时中国各派军队装备的轻机枪主要是口径7.9毫米的捷克式（与德式枪弹通用），质量优于日军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中国人称“歪把子”）。1939年日军研制出九九式轻机枪，同样没有大量生产。日军重机枪为九二式，靠弹板供弹，操作不便且易卡壳。中国军队使用的重机构多属马克沁式，除需水冷这一麻烦外，可靠性好得多。抗战后期国民党军还大量装备了美制汤姆逊、英国的斯登冲锋枪，侵华日军一直未装备此类武器。
   日军主要装备手枪是的南部十四年式（中国人称“王八盒子”），因弹簧钢质量差使供弹常出问题，被兵工界称为“二次大战中最差的手枪”。中国当时用的进口手枪杂乱，不过其中多数是德式毛瑟自动手枪（即“二十响”），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自动手枪。　
   当时日本陆军装备特别是轻武器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是因重工业－军工基础弱于其他列强，又要集中力量研制飞机和海军舰只。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头目便抱怨陆战装备比日俄战争时强不了多少。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交锋，其落后的陆战武器抵挡不住机械化部队，第6军大败战死1.8万人（为苏军三倍）。此后日本陆军虽提出改进陆军装备，却因太平洋战争期间实行保障海空的“超重点主义”，仍无力兼顾。

  抗战前后期重武器对比也发生变化

   在全面抗战前期，日军在重火器方面占有一定优势。从地面炮兵对比看，中国轻重型火炮数量略少于日军，日制品虽在质量不如中国进口的一些德式装备，却有配套齐全和弹药补充能力强的优势。抗战初期国民党军进口了数百门质量不错的德制山炮和榴弹炮，以75毫米口径炮为主力，却因炮弹需进口且运输手段落后，无法保障火力持续性。如上海“八一三”抗战之初中国的炮兵还能局部压制日军，时间一长便在火力上被压倒。
   中日军队作战时一直流动性较大，攻坚战很少，使用重炮的场合不多。在野战中，双方主要使用轻型线膛炮和迫击炮，装备显得各有所长。中国方面的迫击炮口径大，普遍为82毫米，装备数量却较少，如中央军一个团才有一个迫击炮连（装备4－6门）。日军装备的仿法式81毫米迫击炮不多，一个中队（连）却有6门50毫米迫击炮（掷弹筒），威力虽小却使用便捷和普遍。
   八路军在抗战初期拾到阎锡山的晋军逃跑时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组建了唯一的一个炮兵团，却因缺乏炮弹来源只能在几次重要作战时上阵。抗战期间，八路军的兵工厂自制了部分掷弹筒及其所用弹药，新四军通过从上海秘密运来机器和钢管也生产了几百门51毫米口径的轻迫击炮，不过因弹药有限也只能在关键战斗中使用。在当时的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面对着火力相差最悬殊的条件，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抗战初期日军武器最大的优势在空中，从1937年秋至1941年末，侵华日军一线作战飞机保持在500架左右，并靠本国年产数千架的能力可迅速补充。中国空军的飞机全靠外购，开始主要使用美制霍克III战斗机和随后苏援的伊-15和伊-16，性能与日军的中岛九七、三菱九六战斗机相当，却因飞行员和战机都缺乏补充能力而越打越少，空战主要依靠苏联志愿航空队。1940年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出现后，制空权完全落于敌手。据李宗仁回忆，抗战初期作战时顾虑最大的便是日机轰炸，如汤恩伯等一线将领的指挥所都终日流动不定。
   到了抗战后期，中国战场上重火器力量对比有了重大改变。1941年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进入中国战场便开始扭转空战形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部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陆续装备大量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如P-51“野马式”为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战斗机。加上日本航空兵的主力外调，1943年以后中国战区制空权已经掌握在中美联合空军手中。据美国第14航空队宣称，其空中攻击共杀伤日军12万人，这自然有夸大成份，不过1944年日军发动攻势确实主要靠夜间行军，打通平汉、粤汉铁路这些“大陆交通线”后因空袭猛烈也无法修复通车。据日军战史记载，在衡阳围攻战时，其前沿部队白天都“要像地老鼠一样钻在洞里”，因供应不济只好让士兵用钢盔舂米吃，险些重蹈英帕尔一战供应断绝的覆辙。 
　　从1942年秋至1945年初，美国以空运方式向国民党军提供了13个军的美械装备，如在缅甸作战的新一军一个师的火力都超过日军一个师团。尽管如此，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除了为取得外援线发动打通中印公路的攻势外，在其他战区不仅未能反攻还连遭大败，1944年秋至1945年春丢弃了36个机场，以至中美空军人员都大骂地面部队太不争气。
 
  中方落后在于综合系统能力差
 
   从中日战争的武器对比中可看出，国民党军的很多失利不能归咎于武器，需要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在特殊情况下却不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便是长期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落后加腐败注定要挨打”，这话倒是被抗战史充分验证。
   以单项武器而论，抗战期间中国除海军方面无法同日本相比外，国民党军的陆空装备质量并不算差，后期在数量和质量上还都占优势。不过近现代战争是综合力量的交锋，武器对抗也是系统功能的对抗，发达与落后的差别主要体现为系统性的优劣。
   旧中国的腐败、落后和不统一，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便是引进时杂乱无章。以枪支而论，各派军阀向不同国家分头购买（常视能拿多少回扣而定），抗战时中国军队的枪支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抗战期间的装备最好的中央军也是先购德械，希特勒为照顾日本对华禁运后，又主要依靠苏联援助，战争后期又搞美械化。装备如此混乱，便经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日军的轻武器质量虽不算好，却实现了标准化、序列化，组织火力和供应保障的能力要比中方强得多。
   重武器和装备和使用，更是一个由操纵、维修、补给、运输有机结合的系统工程。旧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虽引进了许多飞机、火炮、坦克和车辆，自身却缺乏弹药、汽油等基本的保障能力，往往坏一个零件都要到外国去配，大量装备经常“趴窝”不能使用。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国，对自身装备能有效保障和维修，作战时协同配合能力也远比中方为高。
   武器性能的充分发挥，还要靠操纵者的精神、文化、体能素质和技术水平，旧中国政治腐朽的弊病在这方面暴露得最为突出。抗战时一些西南军阀部队还是“双枪兵”，行军打仗都要带着大烟枪，精神和体力之糟不问可知。中央军虽然禁烟较严，克扣军饷造成士兵饥寒交迫的情况仍所在多有。加上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的兵源主要靠抓壮丁，补充的多是农村文盲，上层又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舍不得消耗多少弹药进行训练，造成战时装备使用效能大都不高。只有派往印度的部队因征召文化兵较多且经过体检，加上身处异国无法开小差，一心打回祖国斗志旺盛，对武器运用也比较得手。国民党军队中驻印军对日作战的战绩最好，除了装备和后勤又有美国负责保障外，主要原因也正在于官兵的素质。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猖狂一时，除军官作战组织能力较强，还在于士兵受到“武士道”熏陶，又普遍经过严酷训练。日本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当年战场观察，许多鬼子兵在行进中射击不用贴腮瞄准，平端枪便打也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在拼刺刀时，中国士兵因体力和技能大都不如敌，经常要三四个人才能战胜一个鬼子。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期间中日两军摆开堂堂之阵对垒时，日军大多能以少击多。八路军、新四军采取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才能扬长避短，以绝对劣势装备屡挫强敌。　
   抗战期间中国方面在装备使用方面的弱点，恰恰是近代社会病弱所造成。旧中国在外国入侵面前总是挨打，首先体现在人的素质落后，具体表现为政府腐败、军队指挥无能和士兵教育训练素质低下，武器装备的因素还在其次。以甲午战争而论，中日两军的武器在同一档次，清军却无战不败。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正面战场还出现豫湘桂大败而一溃千里，为盟邦所笑所轻（这也是造成雅尔塔会议拿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的重要原因）。
   无情的史实，应验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中国要战胜侵略者，最重要的保障还在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回想《四世同堂》的主题歌名——“重整河山待后生”，更能让后一代中国人牢记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努力提高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才能重整如此多娇的江山，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