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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亲友们的合影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这是右图中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内容，写于1975年，也就是宋庆龄遭遇“地震”之前。后来，邓广殷将这批书捐赠给了国家，如今，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中，留存着遗嘱中所说的珍本藏书4900多册，其中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她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当被问及当年收到遗嘱的心情时邓广殷说。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被刻成了牌匾，静静地陈列着。大多数参观者往往不会注意，当然更不知晓这份曾密存于瑞士银行保险箱中的遗嘱的来龙去脉。
在遗嘱中，宋庆龄将自己北京和上海两处住宅中的全部藏书作为回报，赠送给邓广殷。而在宋庆龄的全部私人财产中，这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宋庆龄一生喜欢读书，因此，很多朋友赠书给她，她也喜欢收藏书。宋庆龄故居的这些书跟随宋庆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中有很多中外书籍今天已经绝版了。仅在宋庆龄上海故居，共有藏书4900多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类。除中文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17种文字。其中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代最早的是1811年出版的文学书籍——英文版的《弗罗丽达的故事》。
邓广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宋庆龄要把珍贵的藏书全部馈赠给他?
20多年间，关于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我曾听过多种版本。《世纪》杂志2008年第2期刊登过《执行宋庆龄的遗嘱秘闻》一文，也提及此事，但没详述原委。
邓广殷获赠宋庆龄全部藏书绝非偶然
笔者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熟知邓家父子;又因工作关系，与邓广殷经常来往。交往中，我感觉邓先生为人低调，对宋庆龄感情很深。他曾让我注意宋庆龄独特的笔迹、书写习惯和书法风格。他说，宋庆龄习惯并喜欢使用一种笔，但国内没有，长期以来一直由他提供。但是他闭口不谈遗嘱之事。
第一次听邓广殷本人讲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是2007年12月在海南文昌的维嘉国际大酒店。为了表彰邓广殷热心慈善，捐资助学，我请电视台记者对他做个专访。在介绍他时，我特别指出，宋庆龄与他关系很不一般，把全部藏书作为遗产送给了他。接着我的话题，他笑着告诉我，这里面有个故事，并简单陈述了一遍。可惜，当时我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就细节追问，他也没有详谈。
2009年12月，我在翻阅邓广殷新近捐出的宋庆龄写给他的信时，发现其中一封提到了遗嘱，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特意请邓先生详细讲述了相关的故事。
邓广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第十四届宋庆龄樟树奖获得者，也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之子。
邓家与廖家是亲戚。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邓文钊早年读书时曾与在香港避难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年龄相仿、阅历丰富且具传奇色彩的廖梦醒与廖承志姐弟十分钦佩。特别对表兄廖承志，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据邓广殷讲，父亲一直教育他要以廖承志为做人的榜样。连读书，都要进廖承志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约友人到邓文钊家聚会，酝酿组建一个机构，向抗日根据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医疗援助。此时的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帮助廖承志在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亲的朋友。为了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他倾其所有，还提供自家客厅与游泳棚作为宋庆龄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为保盟解决车辆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还腾出自家2个大仓库给保盟使用，专门堆放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转运的救援物资。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资全部由他亲自接收并转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之情，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司库”的职责。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发表于 13-02-03 18:0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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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