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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汉字3500年　（１）（２）（３）

已有 4708 次阅读2016-6-25 14:01 |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汉字

汉字3500年　（１）     时间: 20 6 2016 00:21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汉字3500年　（１） 

很久以前，我在工厂做工，因为念过的书太少，很多字不认识，于是我在上班的地方备了一本《新华字典》，方便随时翻检。我的师傅认识的字也不比我多几个，但是知道的事比我多太多。某日他看到我又在翻字典，就问我“馬字下面没有四点是什么字？”我说不知道，得查一下字典。字典上没查到这个字，师傅一听笑了，答说，“这个字念pa，馬没了四条腿还能不pa下？”我说师傅你瞎掰。师傅说，汉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不信我再问你一个字，”师傅说，“井字中心加一点？”我说师傅又开始编故事了。师傅正色说，“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字念tong，就是一块石头扔到井里的声音。后来人不那样写了。”我的师傅认字虽然不多但肯定热爱汉字。他曾告诉我说，外国人用的字又丑又难认，所以如此是洋鬼子当年来向孔夫子求字，夫子正倒骑牛背上忙着念书，没功夫理那些鬼子。结果老牛拉尿了，留下了一趟歪曲拧把的尿痕，鬼子以为是夫子赐的字，忙着画下来带了回去，这才有了今天的又丑又难认的外国字！ 

汉民族的所有创造中，依我看汉字的创造当属第一，其影响远远超过各种制度与实用技术。汉字如今是世上仍在使用的主要的非拼音文字（其他还有东巴字和彝字），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惊奇。中国语言学鼻祖赵元任先生说，以拼音文字替代汉字完全可以做到，所以做不到不过是人们不愿做而已。赵先生一语道破了汉人对于汉字的热爱。华裔作家Ted Chiang不久前说，中国文化因其（某些）传统的价值观而声名狼藉，究其原因与使用汉字不无关系。他的话至少说出了人们对于汉字的价值的质疑。 

绝大多数汉人（包括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都看好汉字，认为依照通常的语言学研究，汉字与拼音文字并列为两大书写系统，前者表意，后者表音，而所有的文字都有音、意、形三要素，例如“日”与“Sun”都有三要素，不过注重点不同，尽管汉字学习起来费时费力，使用起来又究竟与表音文字有多大差别？除此之外，使用汉字所带来的书法艺术还是使用拼音文字所没有的优点。加上字谜游戏，更是雅俗共赏，甚至令不少“非我族类”因为迷上了汉字而爱上了中华。 

下面我谈谈我对使用汉字的一点看法，话题就从汉字总数的变化开始。 

一、“人”字形变化 

下面这张图是我根据《在线汉语字典》提供的数据所作。 

这图的横坐标为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2100年，共3500年；纵坐标为汉字字数。图中数据来自《在线汉语字典》里《汉字数量知多少？》一文所提供的自前1400年前后刻于甲骨上的汉字总数，到1915年实用汉字总数的统计，加上1915年后各种关于汉字的使用状况的研究，汇在一起构成汉字的使用数量在跨时近3500年里的变化。这图当然不能告诉我们汉字究竟是何时发明的，到甲骨文出现时已有多少年的历史，但这图能够比较直观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使用的汉字的总数在过往3500年里经历了一个由少而多而少的“人”字形变化： 

----公元前1400-前1100年（甲骨文时期），汉字总数约4000多个； 
----秦统一后约300年，许慎于106年完成历史上第一部汉字字典时，汉字总数达到9350个； 
----以后的1800年里，汉字数量一直在增加，远比前面1500年要快，到1915年民国编写的第一部《中华大字典》里，总数达到48000多字，增加了5倍多； 
----20年后，教育家王云五于1935年编写出第一部常-通用字典《王云五小字汇》，收字仅7000多，只有《中华大字典》的七分之一。两年后的增订版王云五将所收字增加到9600多。从此通用汉字字典的数量维持在8000上下。1953年后出版的十多版《新华字典》都是在这个范围内； 
----1987年进行的对于汉字使用的研究发现，汉字数量达到2500个时，已能满足汉字用量97.97%的需求，达到3500个时，已可满足99.48% 的各类文献的汉字需求。大陆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于1988年公布常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2500字，外加1000个次常用字。 

上表的制定还参考了1928年到1985年间先后发布的15种常用-通用字表，因此可以说是比较可靠的字表。至此，当用汉字的数量在过去3500年间经历了由少而多而少的“人”字形变化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从4000字增加到50000字，又减少到3500字。而若以所对应的词汇量的变化来比较，现在的3500字所构成的词汇量之大则是过去50000字所不能比拟的，更不须提那早先的甲骨文字了。 

汉字还是汉字，除了汉字的书写在3500年里有过“七书”之变，究竟这“人”形变化的后面有着什么故事？ 

二、3300年的挣扎 

使用汉字的人都编有汉字字典。如台湾1971年出版《中文大辞典》（收字49905字）；大陆1990年出版《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日本2003年出版《大汉和辞典》，收字约50000；韩国2008年出版《汉韩大辞典》，收字53667。所以总起来说，不同时期人们创造使用的汉字合起来总数应该在5万左右。 

不过也有字典收录了大量的异体字与废字，因此字数大增。如大陆1994年推出《中华字海》，收字8万5千5百多；台湾2004年出版《异体字字典》，收字10万6千多；而日本学者自1985年开始编写的《今昔文字镜》在2006年发布专业版时所收汉字竟达15万！当年我师傅说的那种 “井字中心加一点”之类的字，在异体字字典里就可以查到，不过是井字的异体而已。 

原来１９００年前当许慎编《说文解字》提出汉字的“六书”造字法时，那“六书”其实是他通过对于汉人造汉字活动的研究而总结出的六条规律。后人发现，那六条规律不过是六条制造表意文字的办法，远古时代苏美尔人造锲形文字时也用过，埃及人造“圣书体”图形文字时也用过，并且在汉人造字之前，所以并不是汉人发明的造字规则（周有光，１９９８）。到《说文》成书时，汉字作为记述工具已经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前1400年至106年），许慎统计的汉字总数达到了9３00多，外加1000多异体字。这还是经过了始皇帝的“书同文”整肃，否则汉字总数还要多。这么多的汉字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第一条就是下面要说的： 

1、造字的任意性 

现代人研究汉字，总是把汉字当作一个自古到今持续发展的一个完整体系来研究。我以为这个看法与事实不符。试想，甲骨文时代，或比甲骨文更早的年代，当时的中原大地上氏族林立，话语发音各不相同，并没有统一的书写文字系统，更谈不上有谁管着这造字的大事。所以，为着记述同一件事，不同的部落造出不同的字符是合乎情理的事。或者一个部落“借”另一个部落的字，稍加修改成为自己的字也是可能的。在此情况下，同义而完全不同形的字在后来便叫做同义字；同义而形似的字才叫异体字。始皇帝搞“书同文”，我看恐怕一是剔出大量的异体字，二是写字用小篆体，把不同的“画”字变成相同的“写”字，但并没有解决同义字问题。 

同义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我没研究过字量庞大的《说文》，而是用公认的第一部同义字词典《尔雅》作了一点研究。《尔雅》的19篇中，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是公认的汉人所作的最早的对于远古字词的释义努力，主要是以字释字，因为一字一词，所以是最早的汉字同义字字典（词典）（姜仁涛，2006年）。尽管《尔雅》是远古汉字同义字字典，但考虑到文字沿用的习惯性，它所反映的一些规律是不会到了秦汉以后就消失的。 

就这三篇而言，我粗略地统计一番，其中收不同字2100来个，而意义不同的词（字）只有600多，即平均一个字（词）便有2.5个同义字（词）；或者说，平均起来一个字（词）有三个写法。其实这并不奇怪，　因为2200年前的社会决不是如今天这样文化普及，交流方便，而是每个小社会能把握字符的就那几个人，当然造字的权限便谈不上控制与制约，加上没有语音的约束，要是没有很多的同义字才是怪事。 

当许慎推出他的收字一万多的《说文》时，距后来定为儒家经典的全部《十三经》的最后完成应当不远。《十三经》虽然不包括其他非儒家诸子的著作，但就其所涉范围之广，字数之多（近6５万字，据南宋郑耕老（1108年－1172年），见维基），跨时之久（前1100年到前220年？），《十三经》所用的词语应当是囊括了当时主要的汉字字词了。《十三经》所用不同字有６３００多，考虑到其中大量的同义词（如《尔雅》所示），《十三经》所用的不同词汇恐怕远远少于６３００个，更少于《说文》的一万多字。 

实际上到１８世纪末问世的７２万９千多字的《红楼梦》――所谓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全部用字也不过４４２６个（尹小林，２００７）。今天的《汉字通用字表》规定了８３００个字，只有汉字总数五万字（不包括异体字）的六分之一。下面是该字表列于６５００字后面的“三级字表”里的前面２０４字，读者可从中领略一番大量汉字的可用性，并设想一下一部五万字的字典的模样。 

它多少可以说明汉字“造字的任意性”究竟有些什么内容。这种任意性必然要导致汉字所记述的文献难读难认，这是下面要讨论的话题。 

（待续）

汉字3500年（２）  时间: 21 6 2016 19:11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汉字3500年（２） 

二、3300年的挣扎 

２、“断烂朝报” 

蔡元培先生９８年前在为胡适的力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下称《大纲》）所作的序言里说道中国哲学时，用了“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来形容它，期望胡的研究方法能“给我们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还说“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蔡先生序言里的“断烂”一词是用典，出自王安石当年“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后人将“断烂”释为“残缺不全”，不过对于王安石是否真的认为《春秋》就如同残缺不全的朝报般毫无价值却一直争论不休。但在蔡元培和胡适眼里，中国传统哲学的“断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断烂”不等于没价值，蔡把读懂这“断烂”哲学的希望寄托在胡适身上。而胡适则说，“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后来穷毕生精力用现代科学思维来考究古代中国哲学，可惜成果极其有限。胡适所以能够如此执著，我以为乃是他当时相信，“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指中西哲学――河注）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胡适，《大纲》） 中国的传统读书人总少不了浓厚的“家国天下”情结，都相信或希望能够在中国的文化中发掘出深厚的思想来，不独胡适有如此期望，他以前的读书人以及今天的读书人又有多少例外？　 

胡适的《大纲》里最后辟有一章为《古代哲学之终绝》，专门讨论“中国古代哲学突然中道销灭的历史”。他考证说，其销灭不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另有四大原因，其中“怀疑主义的名学”居首，其他还有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方士派的迷信等。且不论后面的三条原因，但说那第一条“怀疑主义的名学”是毁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第一条理由就难以让人信服。胡先生这里说的“怀疑主义的名学”是指庄子那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怀疑名学，它“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销了”。从此，中国的名学就再也没有进步过。“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 

胡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后来没有再写过如同《大纲》那样的著作，不知他数十年考据工作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尽管他用的是新的方法，可是却未见有把中国哲学推向前进。 

其实中国自崇儒以来，读书人１5００多年来就没有停止过研究中国哲学的显学儒学。那６５万字的《十三经》的注疏文字加起来近３亿，是原著的４００多倍（引自维基“十三经”）。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儒学专家张立文说，仅《论语》的注疏就有２０００多种，《易经》的注疏达到５０００种。 

注疏一词说的是两件事，一是注，例如注明某个字为另一个字的同义字或异体字；二是疏，说得是某个词或某句话是个什么意思。所以要说中国古代哲学的“断烂”，除了我上一节讨论的造字的随意性引出的需要后人为之加注的问题，还有一个意思不清，需要加疏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远比第一个问题要严重。一部《易经》的注疏达到５０００种，问题应当主要是在疏。 

疏与注不同，后者还有个客观标准，前者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主观偏见太多，如果原文缺乏定义的话，读者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举个例子，《论语－卫灵公》有“有教无类”一句。这话究竟该理解为“本人授徒不分出身高低，来者不拒”，还是“本人授徒按劳取酬，来者不拒”？两种疏法都有过，不过人们多愿意信第一种，根据是那个说法才像“圣人之言”。可是孔子当年并不以圣人自居，也没人尊其为圣，他又何必要说后来认认定的“圣人之言”？再说，“有教无类”的前一句，孔子说的是，“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好像孔子对于按劳取酬倒是更为看重，事君尚且如此，授徒又有何不可？不过，不管用哪一种解释，也不过只是开个头，后面可以说的话当然是车装船载。以前面说的１比４００的原文与注疏之比计算，以万字注疏一句话的现象从古至今延绵不绝也就不奇怪了。 

儒学大师们如前面提到的张立文先生提到一部１６０００字的《论语》竟然有超过２０００种注疏时，总不免提醒读者由此想见儒学的深奥。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当儒学经典的注疏与原著相比不仅种类太多，而且字数超过原著４００多倍，是否也正好说明原著的确存在着“断烂”问题？以胡适的见地与功力，后半生在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努力几乎毫无建树，中间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 

现在北京大学正在编著《儒藏》，全部出齐后达１３亿字！此书的倡导主持人儒学专家汤一介已于两年前辞世。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汤先生的一双儿女都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留美而且又将下一代生在美国的新一代。我提起这个话题毫无贬低汤一介的意思，只是感叹儒学的真实感召力恐怕实在有限。 

比汤一介年长１６岁的另一古典文化专家谭其骧则认为，“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一定要讲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儒家思想是发生在两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种学问，当时社会不管是封建制也好，奴隶制也好，领主制也好，总而言之，与现在大不相同，与未来更没有什么关联。儒家思想是历史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现在如要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里面反映的社会。这40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以前中国比外国强，中国的落后应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已有500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后只能怪自己。20世纪只剩下10年了，假如还要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谭其骧说得没错，“儒家思想是发生在两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种学问”。如果这个学问当其发生时不是以表意汉字记录的，而是以拼音文字记录的，恰如当年希腊先哲记录他们的学问那样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后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又会是个什么模样？还会有那种４００比１的注疏现象？ 

我以为通过注疏现象而表现出的汉字问题还算不上汉字的根本缺陷。前面说过汉字的创造存在着随意性，与之相对的却是汉字创造的局限性，――早期创造的汉字缺乏表达抽象概念的能力。作为象形文字来说，例如早期的“日”字，是一个画出的“日”，读者观形会意，如同看画，当然不需定义。后来人通过读前人文字记录，久之就学会养成了这种习惯，记述不用定义，所以才有后面没完没了的注疏。可是，那些本该记述下来却因为造字不力而没字可用所以永久消失了或很久后以后才补上的那些“发生在两千四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学问呢？它们可能会影响两千多年汉人的思维的形成吗？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吗？ 

这是我下一贴要讨论的。 

（待续）

汉字3500年（３）     时间: 24 6 2016 02:45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汉字3500年（３） 

二、3300年的挣扎 

前面谈“断烂”问题时，略去了古代文献存在的大量“伪书”的问题，就是那些假冒古代作者之名的作品问题。但是这些假冒的书却未必一定思想内容伪劣，真正伪劣的东西原作与伪书都可能有，在我看来首先是那些把神话当作历史来写的作品。那些东西如果写进了哲学，那就祸害深远，因为那样一来，哲学本来应有的求真知的功能就变成了建立在假话上的考据。中国人今天还在拿着《易经》找真理，这种想法的根子我以为就是从秽史的土壤里长出来的。难得的是，很多考证不乏自欺欺人的艰苦劳动，颇有“苦吃苦做”的特色。但是，这样的实例似乎又不能直接归到使用汉字上头，我们暂且将这个话题放下。 

再就汉字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说几句。有人认为汉字是表音文字，这个论点如果以现代汉语为基础来考察，当然不错。因为现代汉字就其使用来说，原则上是作为表音文字来使用的。可是，这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说话有统一的方言（即普通话）；第二是汉字有统一的注音与写法。没有这两点，汉字就不可能作为表音文字来使用，因为汉字的构成是直接以语素为单位，不是以音素为单位，所以汉字并不是自始就是表音文字。 

生活于古代中原的汉人部落众多，说话发音不一样，并且常常是很不一样，差别恐怕不低于英语与法语与德语的差别。如果汉字是表音文字，那它表的是那一家的音？汉字后来还传到其它国家使用，如果是表音文字又如何可能？古代汉字同义字繁多，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每个字（词）不受统一的发音限制。只要从这几点去思考就知道古代汉字不可能自始就是表音文字。在甲骨文之前，汉字究竟是表达语言的文字还是表达意义的符号都还没有答案，所以更谈不上是表音文字。汉字后来的演变历史至今是个谜。历史是演进而来，从今天的角度来判断历史的遗产当然可以在实用的意义上给予价值评判，但却不可能对当初演进的形成给予价值批判，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我在前面的文字里讨论现代科学思维的历史时所作的分析，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根据史实得出欧洲人优越的结论，道理是一样的。汉字是我们的历史，是汉文化演进的结果，对它的初始的形成冠以价值评判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汉字是否为汉人所爱，讨论的前提当然首先是会使用汉字，与使用人的社会地位无关。我写本贴的目的丝毫没有要对汉字的历史做价值判断的企图，只是想对汉字与中国人思维特点的关系作点讨论。下面继续谈汉字表意的局限性问题。 

３、Ｙ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要说汉字的局限性，我以为以“是”字为例或许比较容易看出其中的蹊跷。先说与汉语的“是”字对应的主要的三个英文字：ｙｅｓ、ｂｅｉｎｇ、ｒｉｇｈｔ。 

Ｙｅｓ除了做叹词，主要的作用就是用在答句里肯定提问的陈述，其汉语翻译用“是”。 
Ｂｅｉｎｇ （to be）是系词，联系主语与表语，是判断句里不可少的，汉语的对应词也是用“是”。 
Ｒｉｇｈｔ可以代替ｙｅｓ来回答问题，除了肯定问句的陈述，还表明回答者赞同提问句的陈述。在这里，当翻译成“是”来回答时，如同用“对”来回答一样，具有价值判读的意义。 

这一比较就可看出，“是”字（词）在汉语中的用法包括了ｙｅｓ、ｂｅｉｎｇ、ｒｉｇｈｔ诸词在英语里的用法，因此是一个用法复杂的词，在汉语字典里也是如此解释的。而在上述三个英文词里，最为重要的词或许是读者想不到的，它是系词ｂｅｉｎｇ。而汉字“是”的各项意义里，我们最为看重的则是“是”所蕴含的价值判断，所谓“大是大非”的“是”。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词来替代yes 和right之“是”来说话，但是没法找到替代being的“是”。所以“是”作为“大是大非”之用才有最为重要的价值，作为系词用却有不能替代的语法与逻辑的功能。这是使用“是”字的难处。 

例如，如果说某人“是非不分”，这就是个大问题，是个关于如何做人的问题。而现代人说话时若不用“是”做系词的话，说出来的句子就没法懂，听起来就像刚学说话的小孩子说的话。举个例子，拿一张学说话的小孩子的妈妈的照片给他看，问他照片上的人是谁，他首先学会的是指着照片说“妈妈”，而后才是学会说“是妈妈”，直到“她是我妈妈”。所以说，“是”作为系词没有可以替代的词。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是”作为系词的主要功用是表明一项判断，即有系词的句子是判断句。而判断是形成知识的最为基本的思维过程。在“她是妈妈”一句话里，“她”是对一个具体的对象形成的简单概念（代词），“妈妈”是一个关于“母亲”的概念，其内容远比“她”要复杂。“妈妈”虽然是一个抽象概念的集合，但其形成的过程是从具体的一个个的“她”开始。如果要造字来描述“她”与“妈”，造这两字总有可以联系的感觉用到要造的字里。但是，对于系词“是”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不是感觉，而是连接不同概念的概念，用以形成判断。判断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实在，人没法判断一项不存在的东西。其次，判断的成立一定要在逻辑上满足一定的自洽，如果“她是妈妈”能够成立，除了有“她”与“妈妈”的存在，还要有“她”符合“妈妈”的条件，即逻辑上“她”是“妈妈”集合里的一个单元。要把以上两个问题都说清楚，我们显然无法像造“她”与“妈”那样通过表意的方式造个符号来表达，甚至无法在表意的基础上认识到系词的必要性。结果在古代汉字里，系词缺失了。但是，这种缺失在我看来不能成为证据说汉人那时说话就没有系词，或思考中不存在使用系词的判断。 

西风东渐以来当然也就有了关于汉语语义的研究。关于古代文献里的判断句，因为最常见的是用“也”煞句，例如，《尔雅》中有“朝、旦、夙、晨、晙, 早也”，今人的翻译就是“朝、旦、夙、晨、晙都是早的意思”。所以人们认为古人用“也”字作为系词，但也有人认为也字不过是用在判断句里的感叹词，并不是系词。（从也字的历史来考察，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也”的原形是指女阴。）如果古人果然是用“也”作为判断词，为什么会逐渐放弃它，改而用“是”为判断词？很多人认为这不过反映了一个语言习惯的渐变现象。 

解植永根据对诸种古代文献的研究，从公元86年（以《论衡》为代表）到445年（以《贤愚经》为样本）的360年间，是字作为系词的使用频率从不足10%上升到88%。还有人发现“是”作为系词是与佛教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不管哪一个说法更可靠，似乎都说明了语言习惯的改变，从而有系词用法的出现。但这一解释却不能回避二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单造一个字，或将“也”字调整位置，移到主、表语间作为系词？为什么要选用“是”字作为系词？我的假设是：因为系词是判断词，而汉文化由于使用汉字早就造成的重好坏判断轻真伪判断的倾向，使得将 “明是非”的判断作为获得知识的首要判断，演变为选择“是”字为系词，即判断词。下面我展开说说这一看法。 

“是”字的本义是：“直也。从日、正。”（见《说文》）与“是”对应的有“非”与“否”，都是贬义词，形成是/非与是/否两对等值的好坏判断。可见“是”选作系词是为着判断之用，这个判断首先不是真伪那样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客观辨别，而是是与非的判断。我在旧帖《中国特色（2）》里第一次提出古代汉人思维里缺少清晰的在“存在”的意义上的关于“是”与“真”概念时，也说明过或许不是汉人思维里没有这样的概念，而是与早期没有记述这样的思想的文字有关。所以不仅“六经无真字”，连《论语》也无真字。后来又发现，不仅《论语》无真字，在批判儒家的墨家著作《墨子》中最重要的、近代奉为中国古典哲学顶峰之作的“别墨”所作的六篇（收于《墨子》第40-45篇，合起来称《墨辩》）文章中，竟然也无真字。 

胡适对《墨辩》六篇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墨子的议论，往往有极鄙浅可笑的。例如《明鬼》一篇，虽用“三表法”（即行事要建立在“温故知新”、“彰往察来”的基础上---河注），其实全无论理。这六篇便大不同了。六篇之中，全没有一句浅陋迷信的话，全是科学家和名学家的议论。可见这六篇书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做得出的。”“《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里面除了论‘知’论‘辩’的许多材料之外，还有无数有价值的材料。”（胡适，《大纲》）不过，在“是”与“真”二字的运用上，《墨辩》如同《论语》一样缺乏相应的概念。下面试析《墨辩》的“辩”之应用。 

胡适说，《墨辩》对于“辩”的界说是，“墨家的‘辩’，是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胡适接着引《墨辩》的《经上》、《经说上》、《小取》里的三段文字为证： 
（1）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2）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 
（3）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仔细读一遍胡适所引的《墨辩》关于“辩”的文字，我们就知道他当年将墨家的“辩”定义为“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是以今人度古人了。上三段引文，前两段说的是一回事。一是说辩者有不同意见所以发生争论，提出理由确当的人是胜者；二是说当辩者对一个问题有相反的看法时，只可能有一个答案，理由确当者胜。这里所争论的是“是非”，不是“真伪”。 

再看第三段，事情就更明确了。第三段有三句话，第一句说的是辩论的目的；第二句说辩论的方法；第三句说的是态度。胡适自己也清楚，说辩论的目的有六点，以“明是非”居首，是辩论的根本目的，其他的都是在此目的达到后才有可能达到的次要目标。胡适当然知道是非判断不同于真伪判断，所以才在介绍中说“辩”是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可是，胡适显然忽视了，是非判断属于主观判断，真伪判断属于客观判断，两个判断因此要依赖不同的标准。通观《墨辩》六篇，都没有关于这个分类的讨论。即使“别墨”有心要讨论这个问题，在没有系词“是”与“真”字的情况下，只能说明，要么是作者缺乏关于存在与真伪判断的关系的概念，要么是因为这两个的缺失而不可为。 

胡适还称赞《墨辩》涉猎之广阔，列举了算学、几何学、光学、力学、心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八项，说，“以上八类，不过略举大概，以表示《墨辩》内容的丰富。我这部哲学史，因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并说他另有《墨辩新沽》一书专论《墨辩》的丰富内容。自清代以降，直到现在，《墨辩》都受到高度的评价。 

转眼98年过去了，有关《墨经》的各种专著出了近百种，胡适所举例的《墨辩》所涵盖的那些重大学问，仍然还是不断被人重复提起，等着新人去开发。《墨辩》毕竟不过一万字不到，上述八大门类学问的任何一门都是可以写上百万字的学说，要用“微言大义”的手法来写这些学问却不是如注疏那样容易的的事，毕竟科学的知识要来自真伪判断，没法任情发挥来成书。上面那八大学科在过去100年里取得的进步，与《墨辩》的距离，都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了！胡适曾经有过的梦想是我们的很多前辈都曾有过的，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一贴所介绍的《儒藏》计划，规模将要超过《四库全书》，等于是一部更大规模的“新四库全书”。胡适若是知道了这样的计划不知他会说什么。 

说道这里，想到一点题外话：就是这位胡适，总是惦记着中西哲学互相接触、影响，50-100年后或许能够孕育出一种新的世界哲学，但却曾被冠以“洋奴”、“汉奸文人”的头衔。这些头衔当然来自是非判断。我忍不住要问，是不是只有以汉字奠基的中国传统教育才会训练出善于这种判断的头脑，一直到今天仍然绵绵不断地在汉人中继续制造同样的头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