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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7）

热度 1已有 4109 次阅读2015-10-1 12:17 |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中国

河边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7） 时间: 2015-10-01 周四, 上午3:16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7）

先说几句题外话。

最近读到在美国哥大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清华教授刘瑜的文章《我们的转型为什么如此困难？》。我以为问这样的问题的中国人实在是多了去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确困难。不过我们一旦把眼光放开一点，就会发现古老文明国家几乎没有转型不困难的，并且分析起来各自的困难根源不同，千差万别。我之所以选择土耳其作为古老文明国家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代表，正是因为认识到转型困难其实是“常态”，转型比较顺利才是“例外”。所以分析转型比较成功的例子才更有意义。

除此以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专制制度与专制领袖的问题。我们批评专制制度时多喜欢批评专制领袖的残暴和愚蠢。这样的批判固然痛快，但却往往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问题：究竟专制的失败是因为专制领袖的残暴愚蠢造成的，还是专制制度自身的缺陷造成的？恰如《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迪福所说，“人只要有机会都可能成为暴君”（All men would be tyrants if they could.----Defoe），迪福说的那种使人成为暴君的可能和机会就是专制制度与普遍的人性弱点的结合。因此，理解专制制度是如何与普遍的人性弱点相作用的机制才是批判专制的关键。

以上算是一点题外话，希望帮助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理解我的思路。

话再回到前一贴留下的恐惧与政教分离的关系的论述。如前所述，自由其实是人的智慧的指向，是人的智慧的演进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如同人要吃饭才能生存，人会思考就一定会表现出自由意志，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剥夺了人的自由就等于把人变成动物。

思想自由的重要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千差万别。例如，树林失火了，动物都无一例外的向没火的地方逃命，而人则可能会有向没火的地方逃命的、试图灭火的、跪倒在地求火神饶命的、看风向来决定向哪里逃的、等等。人类社会里一旦没有了秩序就会陷入比动物世界更可拍的混乱，所以人类文明始于人为秩序的建立。维持秩序的要求就是社会权力的起源，它的形式就是暴力，通过恐吓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使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社会必须使用的手段，它因此不是关于社会制度问题的核心；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关于使用暴力的权力该如何规范----如何授权以及如何监督。

一、汉文化的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是人类发明的解决这个权力的规范问题的方法之一，通过建立信仰----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等----来确立人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确认权力的合理性，由此一方面使得暴力维持秩序（严刑峻法）有了合理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求社会成员按照权力的要求进行自行约束。这就比完全靠丛林法维持社会秩序有效的多。

例如罗马帝国在四世纪决定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中华帝国在汉-隋期间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阿拉伯世界在六世纪末确立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等。不过，尽管都是政教合一，但是各自的方法却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有着自己的特别地方。我以为理解中国政教合一的独特之处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教分离的困难有重要意义。

我们都知道，秦统一中华帝国后，帝王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就已经开始用“天授”（天子）来论证，但人们的行为（包括天子的行为）的根据却还没有，也就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信仰作为人们行为的根据。秦帝国重视法家不过是明确严刑峻法治国，确认使用暴力来规范个人行为的必要性。只靠暴力显然效率有限，秦皇朝的治理并不稳定。西汉时武帝采取董仲舒建议开始尊儒，但是也只部分解决了用人的问题，并没有建立政教合一。这是因为儒学与宗教信仰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它没有组织形式，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播。以中国文字之繁难以及儒学的非实用性（包括没有救赎）来看，要在大众中传播儒学是极其困难的。信上帝可以上天堂，信菩萨可以有个好来生，儒学给出的是理性道德，相信它与不信它有何差别？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教合一是到隋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后才算得上是建立起来了。科举制度通过把儒学和权力挂钩，一方面刺激了教育，使儒学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建立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借此把从事维系社会制度的人都教化为具有同一类认知结构，再通过他们来巩固社会的价值体系。所以科举一旦建立了，以后就被各朝所用，包括非汉族建立的元、清两朝。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通常认为科举反映了汉文化的进步一面，因为它给皇朝选拔人才提供了渠道，同时又给底层人群提供了向上移动的机会。我以为这种看法只是“就事论事”，科举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我认为正在于它是维系中华帝国的政教合一的手段，为汉文化开辟了独特的建立政教合一的途径。

对于汉文化这种没有组织形式的政教合一，其中的信仰一方我以为有如下几项特点：
1、它是非宗教的伦理信仰，因此特别重视世俗价值。
2、它过度依赖统治权力，对于统治者的行为几乎没有约束力，因为没有一个有形的代表（如教皇）来认可统治权力（如皇帝）。
3、它通过个人读“圣贤书”入仕得到权力而被确认，所以权力的大小也就同时是信仰程度的标志，信仰自身也就更容易成为权力的附庸。
4、它对于权力的继承和转移比较有组织宗教更少约束力的特点使得夺取了权力的人可以无需信仰的认可自动转为信仰的当然继承者。

这种信仰下的政教合一显然有助于形成独特的“东方专制”，即自由只属于皇帝一个人的绝对个人专制，社会秩序的维持表现出治乱交替的特点。当清帝国1905年宣布改革的同时也废除了科举时，表面看是改变了选拔人才的机制，其实真正的冲击是在政教合一。如果“学而优则仕”不通了，则儒学的价值何在？平天下何以谈起？没有了平天下，齐家又如何？又为什么要修身？

清帝国改革当然要取消政教合一，然后才可能走向共和。问题在于政教合一下的社会秩序的维持远比单靠暴力有效，取消政教合一就必须代以法治。但是清帝国取消科举时法治的建立仍然遥远，虽然从选拔有用人才的角度看取消科举是一项进步，但对于维系社会秩序却未必有利，所以在法律不彰的情况下取消政教合一恐怕加快了清王朝的崩溃。当时的掌权者显然并没有这种意识。

二、共和的失败

清帝国的改革失败，被中华民国取代。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在继承清帝国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政教分离，建设法治，但民国的共和最终没有在大陆成功。对于这一失败的根源在哪里，有各种看法。有的归于国民素质差，不适应于共和制（不尊重法律）；有的归于革命党人的野心导致各种权斗；有的归于帝国主义（包括苏俄、日本）的侵华；等等。如果说民国共和的失败是人民素质差，那么该如何解释把事情搞砸的都是当时的高素质人群？如果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何以二战结束70年后仍然难以共和？当然还有一个最方便的解释：中国人蠢，或者坏，所以好事搞不成。这个说法无疑是意气用事，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逻辑可言。

我这里谈点我的不同看法：我以为民国共和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恐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模仿了美国的总统制而不是欧洲的议会制。

上面的话听起来蹊跷，难道美国的总统制和欧洲的议会制不都是民主制度？难道美国的民主会不如欧洲的民主？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两种政治制度的历史渊源不同，适用的文化背景也不同，各国的选择不同反映出的是文化背景以及制度对于文化的调适能力。

下图摘自wiki，显示世界上议会民主政体的分布。总起来说，除了美国，世界上有影响的主要民主国家都实行议会制。比较成功的实行民主制的古老国家印度和土耳其都是实行议会制民主。

紅色區域實行议会制君主立憲制，橘色區域實行议会共和制，青色區域是任命行政總統的议会制

对两种民主制度首先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作出结论的当数耶鲁学者林兹（Juan Linz）于198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其中关键的发现是：议会制民主国家未必都个个生存下来了，但是比较总统制民主国家来说，后者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称得上是稳定长期生存的国家，其他的都有着共同的四大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难以稳定。道理何在？哈佛学者尼尔森（Eric Nelson）进一步分析说，总统制民主其实是继承了英国抛弃了的双权力制度，即国王和议会共同行使权力的制度设计。双权力设置是英国在政教分离后对于权力分享作出的设计，但是两个权力中心虽然有相互制衡的作用，在权力的行使上却会出现僵局现象。英国查理国王在1629年～1640年期间因为和议会不合，遂拒绝召开议会，通过行政命令来延长将要过期的法令来筹措资金。双方的冲突最终导致近十年内战，国王被杀，修改后的宪法将权力大部转移给议会，国王开始走向虚君。

美国的独立战争虽然在宣言里说的是反抗“暴君”的统治，实际上冲突的起源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居民不堪缴纳沉重的赋税，但加税并不是当时英国国王的决定，而是议会的决定。独立战争发动前“爱国者”领袖们曾向英王乔治呼吁，请求他对于议会的加税决议行使否决权，但被乔治拒绝。这才有“爱国者”的起义，发动独立战争。英王因为始终是英帝国的代表，所以背上了罪名，但真正的肇事者其实是英帝国的议会。

美国制宪会议深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制宪代表对于英国议会专权的恐惧使得他们辩论后最终同意议会制不是一个好玩意，所以设置了一个“国王”---美国总统---来制衡议会，议会又制衡总统。这套制度的行使当然要求政府领袖们对于制衡与妥协有着深刻的政治信心，一旦这种信心被破坏，或这套制度在没有这种政治文化的地方行使，灾难就会降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原因，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特殊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演变，美国的政治领袖们最后是否也还会保持这种政治信心仍然是未知数。美国政府被关门的频率正在升高，总统强行通过法案的做法也在出现，政治生活愈来愈两极化，所以人们有理由担心。

话再回到民国初年。民国诞生后模仿的是美国宪政，最为像模像样的是最初的两年，即1911年10月到1913年11月。革命派的国民党和北洋势力的妥协与合作，实为民国共和最初的定海神针。但是政治总有利益的争夺，革命派提出的临时约法已有制肘袁世凯的目的。清帝逊位发表于1912年2月12日，临时约法通过于3月8日，两天后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但袁很快就感到自己被“约法”了，甚至连政府运转的必需经费都无法获得。一年后又发生宋教仁遇刺，接着是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向五国借款不被国民党认同（其时国民党已在2月的国会重组后成为多数），5月里由国民党人任要员的江西、广东、安徽等地竟然公开通电反对借款，说袁借款是为了扩充军力。

双方都宣称自己根据宪法权力为国请命，袁世凯于6月起开始清理上述国民党要员，国民党则7月起开始“讨袁”（即“二次革命”），虽然被袁世凯镇压下去，但民主共和已经失去了国民党和北洋派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国民党控制的国会由其制宪会议在10月底推出的《天坛宪法草案》当然要更多地限制总统权力，总统又本来已经被临时约法捆住了手脚，当然此时更不能让步，要求给他放权。双方没有妥协，余下的都是程序上的来往，最后是袁世凯用实力（武力）于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重起炉灶，尽管在两个月前的11月13日两院议长就已经通知因为议员人数不足停止下发议事日程了。

袁世凯是清帝国向民国共和制过渡的关键人物，说他只是一个野心家当然不符合事实。如果民国共和当时采用的是议会制民主，袁世凯后来的主政过程就不是总统制民主下的样子了。转型国家的稳定过渡是建立现代化民主的关键，因为动乱只会带来恐惧，对于没有民主经验的人来说必然导致冲突方的摊牌，都对民主失去信心而重回专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