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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少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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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少年歌》为民国初期湖南才子杨度所作。此文系杨度流亡日本时所作，首次发刊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是杨度代表湖南青年对梁启超所作的《少年中国说》的呼唤之应答。通篇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尤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对湖南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鼓舞作用。
《湖南少年歌》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天生水战昆明沼，惜无军舰相冲击。北渚伤心二女啼，湖边斑竹泪痕滋。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将来民主稀。空将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纪念碑。后有灵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鱼腹。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贾生作吊还相渎。亡国游魂何处归，故都捐去将谁属？爱国心长身已死，汨罗流水长呜咽。当时猿鸟学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
于今世界翻前案，湘军将相遭诃讪。谓彼当年起义师，不助同胞助胡满。夺地攻城十余载，竟看结局何奇幻。长毛死尽辫发留，满洲翎顶遍湘州。捧兹百万同胞血，献与今时印度酋。英狮俄鹫方争跃，满汉问题又挑拨。外忧内患无已时，祸根推是湘人作。
我闻此事心惨焦，赧颜无语谢同胞。还将一段同乡话，说与湘人一解嘲。洪、杨当日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呼召。尽募民间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蚌鹬相持渔民利，湘粤纷争满人笑。粤误耶稣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一自西船向东驶，民教相仇从此起。此后纷纭数十春，割土赔金常坐此。北地终招八国兵，金城坐被联军毁。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换奴颜事洋鬼。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莫道当年起事时，竟无一二可为师。罗山乡塾教兵法，数十门生皆壮儿。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今时教育贵武勇，罗公此意从何知？江、彭游侠时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意气常看匣里刀，肝肠共矢杯中酒。江公为护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困南昌城，敌垒如云绕前后。彭公千里往救亡，乞食孤行无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围，大笑群儿复何有！桂阳陈公慕嚣述，湘乡王公兵反侧。大势难将只手回，英雄卒令吞声没。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欲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呜呼吾师志不平，强收豪杰作才人。
常言湘将皆伧父，使我闻之重抚膺。吁嗟往事那堪说，但言当日田间杰。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十年断信无人吊，一旦还家谁与话？今日初归明日行，今年未计明年活。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人生壮略当一挥，昆仑策马瞻东西。东看浩浩太平海，西望诸洲光陆离。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
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拼将死。毕相、拿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地球道里凭空缩，铁道轮船竞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复执长鞭趋亚陆。探马惟摇教士钟，先锋只看商人服。邮航电线工兵队，工厂矿山辎重续。执此东方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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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湖南少年歌》看杨度的湘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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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萍 杨 微
1903 年 10 月，留学日本的杨度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长诗《湖南少年歌》。该诗从湖南的历史地理说起，最后谈到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提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将近代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与救世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该诗不仅一时传颂甚广，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1906 年，蒋廷黻从邵阳乡下来到湖南长沙明德小学就读，就发现，年长的一些学生中间，特别是毛泽东就读的省立师范中，流行着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没人能够真正了然。那句口号的意思只是表示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重要角色。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1]
至 1920 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作《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依然以引这几句话作为湖南人精神的注脚，以此激励全国人民要具有担当精神。可见，《湖南少年歌》不仅引起了湖南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反响。对于这首诗，论者大多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解读，充分肯定它的爱国热情与鼓舞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样也是清末湘人对湖湘文化认同的体现，包含着杨度对湘学的独特见解。鉴于目前学术界尚无相关研究，本文对此作些分析。不妥之处，还请方家赐教。
一、《湖南少年歌》的历史语境
《湖南少年歌》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反响，首先就在于它是清末激进思想与地域观念相结合的产物。1“、少年”的隐喻《湖南少年歌》以“少年”形象出现，是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少年”是积极进取的代名词，具有正面的价值。少年与老年，原本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在清末语境中，由于外国人常以“老大帝国”评价中国，少年与老年分别成了进取与保守的代名词。1900 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指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2]
人之少年与老年如此，国家亦然。老大帝国暮气沉沉，衰败颓唐，任人宰割；少年国家则生机勃勃，活力无限。针对外国人以中国为“老大帝国”之说，梁启超指出，过去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若论国家，则中国正处于少年之时。他断定：“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将铸造新国家寄希望于少年，提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3]以人生的不同阶段来比喻国家的强盛与衰败在清末留日学生中比较常见。1902 年，杨度在为湘籍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游学译编》杂志写叙言时，也提出：外国人动不动就诃我中国，不曰“老大帝国”，则曰“幼稚时代”。杨度解释道：所谓老大帝国，是说我国历史悠久，与埃及、印度、巴比伦同为世界最古老的国家，立国数千年，而今日政治、学术不但比不上他国，而且日益衰退；所谓幼稚，是指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发达程度不仅落后后欧洲，而且落后于同洲的日本。国人如果以老大自尊，则会“坐待其消灭”，如果以幼稚自弃，则国家将亡。故杨度将《游学译编》的办刊宗旨定位为“扶植老大，培植幼稚”[4]。至 1903 年创作《湖南少年歌》，杨度直接以湖南新少年的形象出现，体现的是锐意革新的精神风貌。
2、乡邦意识
《湖南少年歌》也是晚清以来乡邦意识的集中体现，代表了湖南人对湖湘文化的认同与对民族国家的关怀的统一。晚清以来，湘军、淮军相继兴起，地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地域观念盛行。不少人都主张立足地方，保全中国，爱国从爱邦始，救国从救邦始。倘若清政府不足以实行改革，那么阻止列强入侵的唯一方法就是仿效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晚期的萨摩和长州：脱离中央而独立，而这种地区性的自主可以保全国家。各省爱国人士都强调本省在救国的重要作用。湖南一省是晚清最早开展维新运动的，被梁启超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他曾经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5]这种观点在湖南学子中间影响尤深。1902 年，广东人欧榘甲以“太平洋客”的名义在日本横滨出版了《新广东》一书，该书又名《广东人之广东》，提出广东有自立特质四：“一曰人才众多也，一曰财力雄厚也，一曰地方扼要也，一曰户口繁殖也。”倡导广东要自立，要成为刷新中国政治的领头羊。受此启发，湘籍留日学生杨毓麟以“湖南之湖南人”的名义，倡言《新湖南》，指出：“吾湖南人也，欲谋中国，不得不谋湖南。”[6]他说，湖南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有限，向来以排外闻名天下，但同时湖南人奴性不深固，具有独立根性，是谋求中国独立的骨干力量，湖南系天下兴亡于一省。作《新湖南》，就是要“遍告湖南中等社会，以耻旧湖南人之甘于为奴者，以谂旧湖南人之不愿为奴者，以待十八行省之同褫奴服，而还我主人翁之位置者。”[7]他主张，湖南人对于汉种的意义尤为重大，要以湖南人的独立性，制造新湖南；以中国人的独立性，制造独立的新中国。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出现的，是激进思想与地域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二、《湖南少年歌》所构建的湘学知识谱系
作为地域观念的深层体现，是对地域文化的高度认同。为了论证本省在民族振兴中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要追溯本省的学术文化精神，从而促进了对地域学术文化精神特色的总结与重朔。杨毓麟指出，湖南人的独立根性突出表现在学术上，“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8]。杨度在作《湖南少年歌》时，更是铺叙湖南历史文化，完整地构建出一套湘学知识谱系。当然，限于体例，这种言说是比较粗略的，但大体上勾勒出了湖湘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晚清以来其他人的湘学观相比，杨度的湘学观有其特色。杨度首先提到传说中的娥皇、女英，再列举战国时期投江自沉的屈原。“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贾生作吊还相渎。”[9]
这些都是爱国的典范，在湖湘文化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秦汉直至唐代，湖南这个地域没出现具有历史影响的大人物。南宋以降，湖南逐渐改变了“无人”的历史，出现了一批学者名人。通过表彰这些历史人物，杨度实际上构建出他心目中的湘学知识谱系。就湘学知识谱系的人选而言，杨度与其他人并无异议，但对这些代表人物的评介价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第一，对理学开山周敦颐有所微辞。宋代以后，理学作为一种新儒学，逐渐成为主流学术文化。无论是官方倡导，还是士子就读应试，理学家的著作都成为一种思想资源。在乡邦意识的影响下，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自应受到湖湘后人的景仰与推崇。杨毓麟在谈到湖南学术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时，首推周敦颐，以为：“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10]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也提出“：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因理学是在吸收佛教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故有“印度文明相接触”之语。但曾师从王闿运习帝王术的杨度，并不认可理学家的那套做法，故有“心性徒开道学门，容谈未救金元辱”的评价，对周敦颐的学说有所保留。
第二，推崇王夫之的民族气节。王夫之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矢志反清复明，失败后窜迹徭洞，栖身于石船山，著书立说。因与中原相隔绝，其事迹、学说长久湮没不彰。晚清以来，随着湘人对乡邦文献的搜索与整理，王船山遗书逐渐传播开来，弘扬船山学说成为湘学的一大主题。清末排满思潮高涨，明清之际的遗民受到关注。杨毓麟在《新湖南》一书中，就把王夫之视为明清之际湖南遗民的典范，指出“：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瘖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虽以黄梨洲之刚侠，至其沉醋没溺，持此为第一义谛，为毕生归根立命之所，或尚未之及。……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11]
不仅王船山的气节、人格，而且学说，都是湘学的标杆。杨度曾在船山书院就读，对王夫之的事迹与学说都比较了解。与《新湖南》一样，《湖南少年歌》也对王夫之的种族之戚、家国之痛予以特别表彰。“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12]一个“惟”字，表达了杨度对王船山的格外景仰。至于王船山的学说，则同样不予评价。这可能受到王闿运的影响，后者对王夫之的经说颇有微辞。
第三，重新诠释湘军及其意义。在湘学知识谱系中，湘军将领曾、左、胡、彭等人都是重要代表。杨毓麟曾经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13]湘军的兴起改变了湖南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边缘位置，刺激着湘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与救世情怀。然而，随着清末排满思潮的盛行，镇压太平天国、成就同治中兴的湘军受到“铲灭同种，以媚胡族”的指责，其形象由历史的功臣一变而为汉种同胞的罪人。这是湘籍爱国志士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更是湘军后代杨度不能不回应的问题。如果仅从种族竞争的角度看，湘军维护满族统治，镇压太平天军，的确难辞其咎。可是，当年湘军为什么要镇压太平天国？杨毓麟认为：乃是因为太平军“掳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湖南“实受其荼毒”，不能不起来镇压；又因太平天国假借天父天兄之说起事，“与湖南士庶闻所承用之学说，格不相入，故湘、粤之哄，虽谓带宗教之性质可也。”[14]将湘、粤之争归为宗教相争。杨度则直接将湘、粤之争看成了一场文化战争。“洪杨当年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呼号。尽募民间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15]
当然，湘、粤相争，客观上帮助了满人。而究其罪过，“粤误耶稣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太平天国是误受基督教蛊惑，而湘人则是误受孔教浸淫。尽管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本身的意义已经被消解，但是湘军精神依然值得称道，其代表人物的道德品性依然是湖湘文化精神的财富。如罗泽南，“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是当前尚武教育值得效法的榜样；又如，江忠源与彭玉麟，“不解忠君惟救友”。江忠源奔走三千里，护送亡友尸骨；彭玉麟芒鞋踏入十重围，解救困守南昌的曾国藩。这种侠肝义胆，皆不过时。此外“，父兄比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结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16]湘军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强意志等精神品质在当下的救国运动中依然有用。
第四，表彰王闿运的帝王之学。晚清湖南涌现了了很多名人学者，杨度特别看重的是王闿运。“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17]王闿运曾经游说诸侯脱离清廷自立，与清末鼓吹地方自治可谓异曲同工；可惜其计不被曾、胡等人所采纳。又曾经向肃顺请探欧亚情形，却随着祺祥政变而成画饼。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呜呼吾师志不平，强收豪杰作才人。”[18]杨毓麟把王闿运看成是湘学旧学的代表，而杨度则视王闿运为近代以《春秋》说民主的祖师爷，强调王闿运学术的开新意义。通过对湖南历史文化的梳理，杨度为湖南在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头羊作用找到了学理依据，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吼声；同时，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筛选湘学代表人物，改塑着湘学的形象，表现出政治关怀与学术自觉的统一。这不仅是杨度湘学观的特点，其实也是清季其他人湘学观的共同特点。
